绣坊的灯熄了一盏，又一盏。
阿贝揉了揉酸胀的眼睛，把绣架上最后一根金线收了口，这才发觉窗外已经黑透了。弄堂里传来更夫敲梆子的声音——三更了。她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颈椎发出轻微的咔咔声，在空旷的绣坊里格外清晰。
今天是她在小绣坊的最后一个夜晚。
明天，她就要搬去霞飞路上那间宽敞明亮的苏绣馆，做专职绣娘了。这是齐啸云安排的——他以“合作开发绣品”的名义，替她在沪上最好的绣馆谋了一个位置。老板娘当时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说“齐先生的面子，我当然要给”。
阿贝起初不肯去。她说不清为什么不肯，只是觉得这份好意太沉了，像一件不合身的绸缎衣裳，穿在身上处处拘谨。但老板娘劝了她三天，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说整个沪上的绣娘挤破头都想进苏绣馆，说你再不去就是不识抬举了。她只好点头。
其实她心里隐约知道自己在躲什么。
躲齐啸云。不对，不是躲他。她握紧那枚半圆形玉佩的棱角，棱角硌得掌心生疼——她是在躲着这块玉所连接的一切：莫家的血案、弃婴的身世、突然冒出来的姐姐，以及那个从一开始就属于姐姐的婚约。
她把绣架上的绷子卸下来，仔细卷好，用一块素色的棉布裹住，放进随身的小包袱里。然后拿起挂在椅背上的外套——那是养母去年冬天给她缝的，蓝底白花的粗布棉袄，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她穿上这件棉袄，把自己裹紧，像是裹进了一小片水乡的月光里。
“阿贝？”黑暗中有人叫她的名字。
她吓了一跳，转头看见老板娘端着一盏豆油灯从里间走出来。老板娘姓陈，四十出头的寡妇，也是从江南来的，一个人在沪上开了这间小绣坊，熬了十来年。她待阿贝好，不只因为阿贝手巧，更因为阿贝让她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一个人来沪上，什么都不懂，什么都靠自己。
“怎么还不走？”陈嫂把油灯放在桌上，灯光在她脸上跳动，“明天还要早起搬东西呢。”
“就走了。”阿贝把包袱系好，顿了顿，忽然问，“陈嫂，你刚来沪上的时候，怕不怕？”
陈嫂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眼角的细纹在灯光里舒展开来。“当然怕。怕找不到活干，怕被人骗，怕一辈子就这么完了。”她在阿贝旁边坐下来，粗糙的手搁在膝盖上，指甲缝里还嵌着丝线的颜色，红一缕，蓝一缕，“但最怕的不是这些。”
“最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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