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专注的人正在工作。
负责人姓陈，是一位从延安过来的防疫专家，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和医学。此刻，他正用放大镜仔细审视着一张泛黄的、边缘烧焦的日文图纸残片，上面有一些模糊的管道和建筑标识。
“陈主任，平房区老乡又送来一些东西。”一个年轻助手抱着一个旧木匣进来，里面装着锈蚀的镣铐碎片、几个破损的玻璃器皿（依稀可见“昭和”、“医学”字样），还有一小卷用油纸包着的、写满日文假名和数字的清单。
陈主任小心地展开清单，对照着自己之前整理的部分资料，手指微微颤抖：“这……这可能是他们某个实验批次的记录残页！看这个编号范围……和我们在西边废墟里发现的那批不明骸骨的挖掘编号，在时间上能对应！”
办公室里气氛一振。自从1950年根据中央指示，开始系统调查日军在东北的细菌战罪行以来，他们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困难：主要罪证在日本投降时被大规模销毁；关键战犯被美国庇护；当地百姓因恐惧和长期信息封锁，许多知情者不敢开口；调查人员缺乏专业法医和考古训练；物质条件极其匮乏。
但他们没有放弃。依靠最原始的方法：走访每一个可能知情的村庄，用真诚和耐心打消老人们的恐惧；一寸一寸地勘察当年731部队遗址的废墟，在瓦砾和冻土中寻找任何可能的证据碎片；请教留用的少数日籍技术人员（非核心战犯），破译零星获得的日文资料；甚至利用简单的化学方法，检测土壤和水源中可能残留的生物制剂痕迹。
“主任，有个问题。”另一位戴着眼镜、负责资料翻译的同志皱着眉头，“我们收集的这些零散证据，虽然能拼凑出一些轮廓，但缺乏最核心的、系统性的实验数据和官方文件。没有那些，在国际上很难形成无法辩驳的指控力。而且，美国方面显然在掩盖。”
陈主任放下放大镜，走到火炉边，伸出手烤了烤冻僵的手指，火光映照着他坚毅的侧脸：“美国人拿走了账本，以为就能抹掉这笔账。但他们忘了，账本记在纸上，更刻在受害者的骨头里，印在幸存者的记忆里！我们没有他们那种‘科学’的数据，但我们有成千上万‘福根’们无声的控诉，有李桂兰父亲那样普通中国百姓亲眼所见的证言！这些东西，也许现在国际上没人听，或者听了不信。但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碎片，一点一点找出来，保管好，研究透。不是为了马上讨还一个国际法庭的判决，而是为了给我们自己的历史、给我们自己的后人，一个清清楚楚的交待！这笔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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