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势。”
米芾在一旁躬身道：“陛下法眼如炬。此谱之纂，非仅为罗列藏品，更在品第高下，追溯源流，使后世知我朝文治之盛，艺苑之精，亦为千秋万代存此艺术圭臬。”
宋徽宗颔首。他不仅是皇帝，更是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书法独创“瘦金体”，绘画精于花鸟，鉴赏力超群。他主持的这次宫廷收藏整理，规模空前，旨在将皇室历经数代搜集的绘画、书法、古器物进行系统著录、品评和编纂。《宣和画谱》收录画家二百三十一人，作品六千三百九十六轴；《宣和书谱》收录历代书法家一百九十七人，法帖一千三百四十四件。此外，还有《宣和博古图》收录古器物，规模亦巨。
这是一次国家级的文明遗产大盘点与体系化建构。每一件入选的作品，都经过严格鉴定、分级（神、妙、能、逸等），并附有作者小传、艺术风格评述。其目的，固然有帝王个人雅好与彰显文治的成分，但客观上，却为后世保存了极为珍贵的艺术史资料和鉴定标准，是华夏文明自觉整理、传承自身艺术记忆的里程碑。
阁内，官员们各司其职。有人小心翼翼地将古画重新卷起，系上标签；有人伏案疾书，记录徽宗的品评；有人对照旧目录进行校勘；还有人将新近购得或进献的佳作，先行临摹存底，以防不测。秩序井然，却又充满一种对艺术虔诚的静穆气氛。
宋徽宗走到另一侧，那里陈列着一些青铜器和玉器。他拿起一件商周时期的青铜爵，仔细端详其上的饕餮纹和铭文，对随行的学者说：“三代之物，朴拙雄浑，纹饰虽简，而神气完足。制器尚象，以通神明，此先王之道也。当详考其制、其铭、其用，录于《博古图》中，使后人知礼器之源、制度之变。”
他深知，这些器物不仅仅是“古玩”，更是礼乐制度的载体，是文明演进的物证。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有助于“复古”以“开新”，为当时的文化建设和政治理想寻找历史依据与审美典范。
这次整理，是华夏文明在鼎盛时期，对自身艺术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次空前规模的“自觉归档”。它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鉴赏、著录和评价体系，深深影响了后世中国的艺术史观和收藏传统。虽然不久之后，靖康之难爆发，汴梁沦陷，这批浩如烟海的宫廷珍藏大半被金兵掳掠北去，散佚毁损无数，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又一次浩劫。但《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宣和博古图》这些编纂成果本身，却因其系统的著录和精审的品评，得以流传后世，成为研究北宋及以前中国艺术与文物的权威典籍，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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