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加利福尼亚。
斯坦福大学伍兹环境研究所三楼的办公室里，大卫·R·哈里森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又重新架回鼻梁上。
屏幕上的专户项目可用余额：417,412.68美元。
这点钱，放在普通大学的实验室里或许还能宽裕地撑上一年半载。
但在斯坦福，在全美顶级的伍兹环境研究所，这不过是几台精密质谱仪半年的耗材折旧费，外加两名核心博士后的薪水。
想要用这笔钱覆盖跨越三大洲的实地考察团队、租赁海外的高规格气象与土壤监测设备？简直是天方夜谭。
哈里森今年五十三岁，在斯坦福待了十九年，发表过四十七篇顶刊论文，是全球电子垃圾碳足迹追踪领域公认的权威学者之一。
但“权威”这两个字，在动辄需要数百万美元支撑的庞大跨国实地调研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他关掉银行页面，打开桌上那摞刚从打印机里吐出来的文件。
这是团队上周汇总完成的最新数据报告，追踪了过去三年间全球电子垃圾在东南亚和非洲填埋场的流向。
重金属渗透率、土壤镉含量超标倍数、地下水污染半径、碳排放当量换算，每一项数据都触目惊心。
尤其是加纳阿格博格布洛希那片区域，当地居民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徒手拆解从欧美运来的废旧电路板，焚烧塑料外壳提取铜线。
哈里森原本计划下个月启动一项高达七百万美元的二期测算工程，带队亲自去一趟非洲，做第一手的土壤采样和卫星遥感空气监测。
现在这个计划，大概率要无限期搁浅了。
他正对着数据发呆，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三下。
“进来。”
推门进来的是他的博士生马库斯·杰弗逊，二十七岁，身材高大，剃着极短的寸头，腋下夹着一个蓝色文件夹。
“教授，阶段性报告写完了。”马库斯把文件夹放在哈里森面前的桌上，“您看看，我觉得这次的切入角度可能会让您感兴趣。”
哈里森拿起文件夹翻开。封面标题印着一行加粗字体：
《全球智能设备生命周期与隐性碳排放：封闭生态系统的环境代价》。
他往后翻了几页，目光停在第三章的核心论据上。
马库斯没有坐下，站在桌子对面，双手插在卫衣口袋里等着导师的反馈。
哈里森读得很快。越往后翻，眉头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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