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黄遵宪等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了“文以写实“、”诗界革命“等文学方面的变革主张，促进了文化在文学方面的发展。
第二时期为1915年9月—1918年，以旧民主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其主要内容是宣传民主与科学、批判孔教和提倡“文学革命”等。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青年应自主、进步、进取、面向世界、有实力、追求科学六大主张。接着将这六大主张概括为“德先生”和“赛先生”，认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就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之后，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吴虞等一批知识分子参与了民主与科学的宣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代并没有产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中国人的民主意识是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不断扩大和深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有救亡图存的民族革命所引发的。“民主意识并不是中国社会本身的必然产物，中国人无法真正体味民主的深刻涵义。”⑨他们基于自然经济基础上所产生的认识，在接受西学时往往以当时的形势需要和个阶级自身利益出民，采用实用主义态度，从而造成对西学的主观性和残缺性。⑩即，中国人从来没有系统地真正客观地接受西方的民主观念。⑾新文化运动中的大多数民主主义者即处于这种情况，他们一方面促进了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在现实生活中的运动，另一方面没完整的、系统的、正确的民主观，这也决定了其民主的不彻底性。由于中国近代科学几乎没有现代科学研究，因此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在于宣传科学文化知识并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客观地分析当时对科学的提倡，不难发现，民主主义对科学也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对人文科学宣传远盛于对自然科学的宣传。
批判孔教是第二阶段的又一重要内容。辛亥革命后，思想界一直存在一般尊孔复古逆流。它实质上是当时的中国人民缺乏一种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向现代化转型。1916年，康有为上书北京政府，建议定“孔教”为国教并列入宪法。这立即遭到了先进知识分了的抨击。1916年，陈独秀撰文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源”所提倡的是“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⑿吴虞指出：“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使中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不能前进。”⒀鲁迅1918年5月发表《狂人日记》，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而他的《我之节烈观》一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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