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的冬天比台北硬。
东北季风从海面上毫无遮拦地灌过来，把马公港的渔船吹得挤成一团，桅杆互相撞击，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天是铅灰色的，海也是铅灰色的，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海，只觉得整个世界都被装进了一只巨大的铁皮箱子里。
林默涵从一艘八米长的机动渔船跳上码头，海风灌了他一嘴的咸腥。他穿着一身灰扑扑的渔民短褂，脚上一双解放鞋——不是大陆那种，是台湾本地产的胶底鞋，鞋帮磨得起了毛。脸上抹了一层桐油和灶灰的混合物，皮肤显得又黑又糙，和他在台北大稻埕那个“陈老板”判若两人。
船老大姓郭，澎湖本地人，五十出头，脸上被海风刻满了深沟。他在苏曼卿的咖啡馆里见过林默涵一面，那次是送一筐从澎湖带过来的石斑鱼。苏曼卿当时笑着说“郭叔是我娘家的人”——这句话在暗线上就是“可以信任”的意思。
“陈先生，马公港这几天查得严。”郭老大把缆绳系在码头的石墩上，压低声音说，“军港那边新来了一个宪兵连，码头上加了双岗。你办完事赶紧走，最迟明晚，明晚我的船要去布袋，错过就得等三天。”
“够了。”林默涵扛起一筐鱼，跟在郭老大身后通过了码头哨卡。宪兵检查了郭老大的渔获单和船籍证，对那个满脸黑灰的渔民伙计没多看一眼。
马公镇上人不多。冬天的澎湖不是旅游季节，街面上只有几间杂货铺开着门，卖些日用品和渔具。林默涵在一间叫“顺发”的杂货铺门口停下来，买了一包新乐园香烟，付钱时在柜台上敲了三下——两轻一重。
老板是个独眼的老头，正在用鸡毛掸子扫货架上的灰。听到敲击声，他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扫灰，头也不回地说：“后门出去，左拐，第三个门。”
林默涵穿过杂货铺的后巷，走进一间低矮的石头房子。房子里只有一个光秃秃的灯泡，一张木板床，一张方桌。桌上放着一台老式收音机，旁边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
“青松同志。”林默涵在对面坐下。
代号“青松”的情报员是澎湖本地人，本名许文柏，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现在是澎湖中学的国文教员。他是“老渔夫”生前发展的最后一批情报员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在澎湖扎根的线人。
许文柏站起来和他握了握手，手掌干燥有力。他不像一般的情报员那样警觉地先扫一眼窗外，而是径直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
“海军参谋二科调来的新班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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