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十七分，机要室的门被推开了。
这次进来的不是副官，是第三处的行动队长老周。他四十多岁，矮壮结实，脸上有一道从眉骨延伸到颧骨的刀疤——那是抗战时期留下的。他身后跟着两个行动队员，都穿着便装，但腰间鼓鼓囊囊的，显然带着家伙。
江一苇抬起头。
“周队长？“
“江秘书，例行检查。“老周的声音粗哑，但态度不算恶劣，“处座的命令，所有机要人员的私人物品都要登记造册。“
江一苇的目光落在老周手里的物证袋上——一个透明的塑料袋，专门用来装证物的。
他的茶杯就在桌角，杯口朝下，倒扣着。
“我的茶杯？“
“对。所有个人物品，包括茶杯、文具、私人物件，都要登记。“老周走到桌前，看了一眼那只白瓷茶杯，“这是你的？“
“是我的。“
老周伸出手，指尖捏住茶杯的杯沿——他没有翻过来，没有碰杯底，而是连杯带底一起托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进物证袋里。
江一苇看着那只茶杯被装进塑料袋，封口被密封条封死。他的心脏在胸腔里跳得像一面鼓，但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还有别的吗？“他问。
“暂时就这些。“老周把物证袋提在手里，朝门口走了两步，忽然停住了。
他转过身，看着江一苇。
“江秘书，“他的声音压低了，“你哥哥的事，我知道一些。“
江一苇的手指在桌面上微微一顿。
“1947年上海，江一山。我有个堂兄当时在警备司令部当差，参与过那次行动。“老周的声音很轻，轻到只有两个人能听到，“你哥哥不是死于肺结核。他是被活活打死的。三百鞭子，鞭鞭见血，打到第一百八十鞭的时候，他还在喊口号。“
机要室里安静得能听到挂钟的秒针走动声。
“周队长，“江一苇的声音很平静，“这些事，和我的茶杯有什么关系？“
老周看了他一眼，那道刀疤在灯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
“没什么关系。“他转身走了，“例行检查而已。“
门关上了。
江一苇慢慢低下头，看着桌面上茶杯原来所在的位置——那里留下了一个浅浅的圆形水渍。
他想起了哥哥。
江一山，长他十二岁，1945年加入中国地下党，1947年在上海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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