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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年都早。
台北基隆港的码头区，凌晨三点四十七分。海风裹着咸腥的水汽从东北方向扑过来，卷着细雨打在铁皮棚顶上，发出密集的、像某种暗号般的敲击声。
江一苇站在三号泊位旁边的货栈阴影里，双手插在呢子大衣口袋中，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他面前的地上放着一个藤编的婴儿摇篮，里面躺着一个刚满四十天的女婴。孩子裹在靛蓝色的襁褓里，睡得正沉，小拳头攥着，偶尔在梦里哼一声，又安静下来。摇篮边上搁着一只棕色的牛皮手提箱，箱角磨得发白，锁扣上贴着“香港—九龙“的航运标签。
摇篮里，襁褓的夹层中，藏着三枚微型发报机零件——晶体振荡器、线圈和一组真空管。每一件都用蜡纸包了三层，再裹上棉絮，即便海关用X光机照射，也只能看到一团模糊的阴影。
江一苇低头看了一眼女儿的脸。
孩子长得像他妻子。眉眼间那种安静的轮廓，像极了他妻子小时候的照片——那是他岳母在他结婚时交给他的，一张泛黄的、边角卷起的半身照。
他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
“一苇。“
声音从身后传来。很轻，几乎被海浪声吞没，但他听得出来——是林默涵。
江一苇没有回头。他保持着那个姿势，双手在口袋里攥得更紧了。
“沈先生。“他用了这个称呼。即便此刻码头四下无人，即便他们之间早已不需要这层伪装，他还是叫了那个名字。习惯，或者说，是一种刻进骨子里的谨慎。
林默涵走到他身侧。他今天穿了一身藏青色西装，外面罩着黑色风衣，领子竖起来挡风。金丝眼镜后的那双眼睛在昏黄的路灯下显得格外沉静——那种沉静不是没有波澜，而是波澜都被压到了最深处，表面看起来像一潭死水，底下却暗流汹涌。
他看了一眼地上的摇篮和手提箱，又看了一眼江一苇。
“都准备好了？“
“嗯。“江一苇终于转过头来。他的脸色比上个月在军情局走廊里碰面时又憔悴了一圈，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嘴唇干裂起皮。“船票是今天早上六点十五分开往香港的'维多利亚号'，头等舱，乘客名单上写的是'江文渊携妻女'——用的是我弟弟的身份证明。“
“你弟弟知道吗？“
“他不知道。“江一苇的声音很平，“证件是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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