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15日，台北。
入夜后下起了冷雨。
雨水顺着迪化街的骑楼滴落，在青石板上砸出细碎的水花。路灯昏黄，把行人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
林默涵撑着一把黑色油纸伞，走在人群中。
他现在叫“陈文彬“，大稻埕一家颜料行的老板。这是他逃到台北后启用的第三个身份，证件上的照片是三个月前拍的，头发比现在短了些，面容也因为长期失眠瘦削了一圈。
伞面微微倾斜，遮住了他大半张脸。
他走得不算快，皮鞋踩在水洼里，发出沉闷的声响。左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指尖触着那支老赵留下的钢笔——笔帽已经磨得发亮，笔尖有些歪，是老赵中弹前最后一次发报时摔的。
雨越下越大。
林默涵在永乐市场拐角处停了一步，侧身让过一个挑着菜担的妇人，目光不动声色地扫过身后。
三个街区外，一辆黑色轿车缓缓跟了上来。
车窗没关严，透出一线微光。林默涵只看了一眼那辆车的车牌尾号——47——便收回了视线。
那是军情局第三处的车。
魏正宏的人。
他心里没有慌。或者说，慌的情绪在胸腔里翻了一下，被他迅速压了下去。三个月的逃亡生活已经把他的神经磨成了一根绷到极限的弦，反而比从前更稳。
他继续往前走，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
这条巷子他走过不止一次——左手第三户是卖米粉的阿婆，右手第二户是修钟表的老匠人。再往前二十步，有一扇不起眼的木门，门楣上挂着“青松书局“的招牌，漆已经剥落了大半。
那是“青松“的联络点。
林默涵没有停留。他只是从门前走过，确认那扇门还关着——如果“青松“被捕，门会半掩，露出一条缝。
门关得严严实实。
他松了半口气，继续往前。
身后的车停在了巷口，没有跟进来。这倒让林默涵反而警惕起来——他们不跟了，说明不是要跟踪，而是要堵。
他加快脚步，拐进另一条横巷，又拐进一条更窄的岔路。这条岔路尽头是一堵矮墙，墙那边是淡水河支流的一条支流，水不深，但冬天冰冷刺骨。
他翻过墙，跳进河里。
水没到膝盖，冷得像刀子一样往骨头里钻。他咬着牙趟到对岸，从一片竹林里钻出来，绕到了延平北路。
重新回到大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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