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14日，台北。
魏正宏的办公室在军情局大楼三层最深处，走廊尽头那扇铁门上挂着一块磨砂玻璃牌，上面只印了三个数字：三〇七。每天清晨六点四十分，他准时推开这扇门，坐在那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面，开始一天的工作。他的习惯是先泡一壶冻顶乌龙，然后翻开当天的《中央日报》，用红铅笔在标题下方划线。这个习惯保持了七年，从未改变。
但今天不一样。
魏正宏站在办公桌前，没有泡茶。他的目光钉在桌面上那个牛皮纸卷宗上。卷宗是昨晚十一点送来的，封面上盖着“极密”印章，里面装着从张启明处缴获的全部物证。他拆开卷宗，将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排在桌面上：三张模糊的照片、一份手写的供词、一枚从林默涵钱包里掉落的银色袖扣，还有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
最后这张照片，他已经看了七个小时。从昨晚十一点拿到卷宗开始，他坐在办公室里没有离开过，台灯亮了一整夜。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男人，二十多岁的样子，穿中山装，站在南京夫子庙前，嘴角有一丝不明显的笑意。照片背面写着一行钢笔字，字迹已经洇开但依然可辨：“李涛，民国三十六年春，南京。”
魏正宏拿起放大镜，第四次将照片上的面容与脑中记忆做比对。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南京。那年他刚从重庆调回南京，任军情局行动科上校科长。那年春天，他在夫子庙附近的一间茶楼里抓捕了一个地下党联络员，那人化名李涛，自称是中央大学的学生，身上搜不出任何证据，关了七十二小时后释放。
魏正宏记得那个人的眼睛。审讯时他坐在对面，魏正宏拍了三次桌子，他连眼皮都没眨一下。那种冷静让魏正宏事后反复回想，总觉得放走的是一个不该放走的人。此事后来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每次想起都像鱼刺卡在喉咙里。
现在，鱼刺终于浮出了水面。
魏正宏拿起话筒，拨了一个内线号码。响了两声，对面接起来，是他的机要秘书江一苇。
“处座。”
“把那几个人的案卷调出来。民国三十六年，南京夫子庙茶楼案，代号‘渔夫’。全部卷宗，十五分钟内送到我办公室。”
“是。”
魏正宏挂断电话，重新坐下来。他打开抽屉，从最里面取出一个铁盒，盒子里装着他的安眠药。昨晚他吃了一片，没有用，只迷迷糊糊睡了不到两个小时。此刻太阳穴突突跳着，眼前偶尔闪过白色的光斑。他倒出两片药，用冷茶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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