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不知道严飞能不能收到，也许这条信息会被拦截，会被解读，会成为新的罪证，但他必须试一试。
因为他不仅是严锋，他还是严飞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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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某疗养院，三天后
严锋坐在阳台上，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南海，阳光很好，海风很暖，棕榈树的叶子在风中轻轻摇曳。疗养院的环境确实不错——独立小楼，专人服务，三餐营养搭配，每天还有护士来量血压。
当然，也有专人“陪同”，那两个人从不穿制服，也不挂任何标志，但严锋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走路的方式，看人的眼神，甚至连微笑的弧度，都透着职业的痕迹。
门被轻轻敲响。
“进来。”
进来的是一个年轻人，三十出头，穿着格子衬衫，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看起来像某个科技公司的工程师，但严锋知道他不是。
“严锋同志，”年轻人礼貌地笑了笑，在他对面坐下，“住得还习惯吗？环境怎么样？”
“挺好。”严锋说：“谢谢关心。”
“那就好。”年轻人点点头，从包里取出一个平板电脑，“有几个问题需要和您确认一下，不会占用太多时间。”
严锋看着他，没有说话。
年轻人调出一份文件，开始读：“关于您与深瞳组织核心成员严飞的通讯记录，我们注意到在过去一年里，您与他有超过四十次加密联系；其中十二次，发生在深瞳与我国发生直接利益冲突期间，您能解释一下这些联系的目的吗？”
“工作交流。”严锋说：“我是元老会成员，了解深瞳的动态是我的职责。”
“职责？”年轻人微笑了一下，“您的‘职责’，应该是对国家负责，还是对深瞳负责？”
严锋沉默了几秒。
“这两者并不矛盾。”
“是吗？”年轻人调出另一份文件，“那您怎么解释这个？在今年三月深瞳与我国香港金融对峙期间，您与严飞的一次通讯中，提到了‘父亲当年就是走得太远而被抛弃’，这句话，是在警告他，还是在暗示他如何应对？”
严锋的手指微微收紧，他记得那次通话——他试图劝严飞妥协，但严飞拒绝了。
“是劝他冷静。”他说。
“劝他冷静？”年轻人重复了一遍，“可您的措辞是‘父亲当年就是走得太远而被抛弃’，这听起来不像劝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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