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越有利。”
味精的算盘打得很精。
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抗日派，几个月前他还通过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向日方秘密接洽，提出援助反蒋的请求，甚至开出了承认日本在东北特殊权益的价码。
但此刻他站在粤方反蒋联盟的核心位置上，却毫不犹豫地把“抗日”和“惩办失地长官”两面大旗同时举了起来。
他要的不是真的跟日本人拼命，而是用这两面旗帜作为政治武器，把蒋校长从最高权力的宝座上捅下来。
他的谋略分为三步。第一步，抢占道德高地。
事变后他第一个以粤方名义通电全国，痛斥“对日软弱”是“对内独裁、对外妥协”的必然恶果，把日军的横行霸道的全部责任精准地扣在蒋校长个人的头上。
他知道民众不会去追究复杂的军政内幕，他们只需要一个情绪出口，而他提供的这个出口指向的不是别人，正是蒋校长。
第二步，捆绑追责。在粤方阵营内部，胡汉珉系和军方势力最恨的是张少帅，就是这个手握三十万东北军的少帅，在中原大战时率兵入关，帮蒋校长稳住了半壁江山。
如今张少帅快要丢了东北，正好可以趁机把他一并扳倒。味精乐得顺水推舟，公开附和“惩办张学少帅的呼声，但在宁粤和谈的密电往来中，他始终把底线钉死在“蒋校长必须先下野”这一条上。他太清楚了：蒋校长不倒，张少帅有的是办法脱身；蒋校长一倒，其余人就是砧板上的鱼。
第三步，借民意逼宫。
北平数万市民在太和殿前召开抗日救国大会，上海、南京的学生一波接一波涌向国民政府请愿。
味精在广州遥控指挥，让自己的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学生请愿的消息，配发社论痛斥蒋校长“三月之内如不出兵，砍蒋某之头以谢国人”的空头支票。
他冷笑着对吴哲人说：“姜中正自己把话说绝了，我们只是替他记住了而已。”
而吴哲人眼中的迷茫越来越重，他越来越觉得味精变了。
整个十一月，宁粤双方在上海的和谈桌上反复拉锯。
蒋校长想以“共赴国难”为名保留最高职务，甚至愿意释放胡汉珉、改组政府作为让步。但味精寸步不让，他私下对陈济棠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
“将中正一日在位，我等一日无出头之日。与其做他手下的部长，不如趁这个机会把他拉下马。拉下来之后，南京的位子迟早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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