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当顾长柏还在忙着最后的准备时，日本人已经悄悄加快了脚步。
东京的宫廷和内阁表面上还在装模作样地开会，冈田启介内阁里那些文官们依旧试图用宪政的旧绳子去捆住军部的马蹄。可实际上，日本这驾马车已经滑向了悬崖边，而车夫早就把缰绳让给了那些陆军参谋本部的少壮派。
五月里，天皇亲自批准了修改后的《帝国国防方针》，把中国、苏联、美国并列列为假想敌，战时要“占领华北、上海，控制长江流域”。
全面侵华的作战纲领，已经摆上案头了。他们终于不再遮遮掩掩了。
日本国内的空气也在变。所谓“国体明征运动”闹得乌烟瘴气，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被当成叛国邪说批判，军部逼着政府承认天皇是神不是机关。永田铁山在办公室里被相泽三郎中佐一刀砍死，陆军内部的统制派和皇道派彻底撕破脸。
东京的街头巷尾，右翼浪人到处游荡，今天贴标语，明天砸报社，后天抬着军刀去国会议员家门口转悠。
日本的老百姓日子也不好过，农村穷得叮当响，城市工人加班加点，工钱却长不了几个子儿。
军部却告诉所有人：苦难不是军国主义造成的，是财阀、政党、欧美列强抢走了你们的饭碗。老百姓听着听着，竟真的信了。
就在这种越来越狂热的空气里，日本在中国的特务机关开始加速运转。
北平的松室孝良和天津的土肥原贤二，是此时华北最危险的两个名字。
松室孝良的北平特务机关就在东交民巷附近，对外挂着商行的牌子，对内却是搜集华北驻军情报、策反地方将领的神经中枢。
土肥原在天津的据点藏在租界深处，门口贴的是“斋藤洋行”的招牌，玻璃橱窗里摆着几件日本漆器和丝绸，看着像个正经做贸易的，走进去之后却满是身着便衣的密探和翻译。
租界里的外国巡捕从不进去检查，青帮的人知道底细，更是绕道走。
顾长柏让人盯过这些地方。派去的人回来汇报说，进出洋行的“伙计”衣着各异，有的扮成货郎，有的扮成学生，有的甚至扮成黄包车夫。
他们跟人接头，从不见面说话，只在茶馆里用折扇、帽子摆几个角度，对方看一眼就知道是该换地方还是该撤。
天津的日本特务机关尤其猖狂，收买了大量中国密探，有的是在政府里混饭吃的落第文人，有的是眼红同僚升迁的军需副官，甚至有些小报记者一边给上海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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