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琏放下望远镜，一脸懵逼地转过头：“啊？师座您说啥？什么白？东方怎么白了？这明明是大下午的啊！您是不是昨天麻将打多了，眼睛花了？”
李宇轩没有搭理他，只是双腿一夹马腹，哼着不知名的小曲儿，慢悠悠地朝着营帐走去。
留着胡琏一个人站在高地上，手里抓着一把花生米，看着对面的空山，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东方白？难道对面真的有个叫东方白的村姑？”胡琏嘟囔着，又把望远镜举了起来。
而此时的李宇轩，心里比任何时候都清楚。这荒诞的民国剧本，快要迎来真正的高潮了。至于他这支天天摸鱼的独立旅，只要别挡在那个东方升起的太阳前面，就算烧高香了。
1935年4月的贵阳，春雨绵绵，原本是个极适合泡一壶春茶、听两曲评弹的时节。但对于暂驻贵阳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来说，这个春天简直比寒冬还要让他胆战心惊。
那个在赤水河畔抽烟的男人，终于露出了他那神鬼莫测的军事手段了。
红军在四渡赤水之后，非但没有像国民党高层预想的那样陷入绝境，反而玩了一出惊天动地的“兵临贵阳”。红军的先头部队以雷霆万钧之势，直逼贵阳城下。此时的贵阳城内，守军空虚，大队长身边的嫡系部队大多被派出去围剿了，他自己差点成了光杆司令。
据说，听到红军逼近贵阳的那天，行营里的杯子碎了三套。委员长急得连拐杖都找不着了，不仅紧急调动了滇军孙渡部来“勤王”，还向所有在外追击的中央军发出了堪称歇斯底里的急电。
其中一封，好死不死，直接拍到了李宇轩的警卫第三师指挥部。
那天下午，李宇轩正躺在用两根楠木绑成的担架上（因为吉普车在贵州的烂泥路里彻底报废了），由四个膀大腰圆的士兵抬着，优哉游哉地听着胡琏给他念《申报》上过期的上海滩八卦。
通讯兵连滚带爬地冲过来，手里举着一份标着“十万火急”的红色电报。
“师座！校长急电！限令我部即刻全速前进，死咬共军尾部，片刻不得停歇！若再有怠慢，军法从事！”
李宇轩慢吞吞地接过电报，扫了一眼上面那几个力透纸背、仿佛带着老蒋唾沫星子的字，脸色瞬间从红润变成了猪肝色。
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爆发出了令整个山谷都回荡不息的国骂。
“我日他个仙人板板的四舅奶奶的腿！老子在上海滩收保护费收得好好的，非把老子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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