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上海的春意还没来得及在黄浦江畔扎根，国共两党关于红军改编的谈判就先在南京的办公桌上扎了根——死活拔不动的那种。
此时的华夏，正处在一种极其诡秘的平衡中。西安事变后，大家都知道要打仗，大家都知道要合作，但大家更清楚：谁手里的枪多，谁改编后的编制大，谁将来在抗日战场上说话的底气就足。
而在这场全民族的利益大博弈中，我们的李宇轩军长，正面临着他职业生涯以来最大的“信誉危机”。
“司令，张大炮那帮西北汉子又在营房门口‘磨刀’了。”胡琏推开门，神色复杂，“他们倒是没闹事，就是每人搬块磨刀石，坐在那儿一边磨大砍刀，一边直勾勾地盯着咱们一师的德械步枪看。那眼神，跟饿了半年的狼看见肥羊没区别。”
李宇轩放下手里的账本，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那十万西北军被他用“羊肉泡馍”和“铺位分红”忽悠了一个月，现在终于回过神来了。羊肉虽然香，但上了战场不能拿羊蹄子去磕日本人的王八盖子啊！
“妈的，校长指望不上，何应钦想掐死我，看来只能去找陈辞修了。”李宇轩猛地起身，披上军大衣，“备车，去南京！老子去要账！”
南京，军政部办公大楼。
陈诚最近头发掉得厉害。作为校长最信任的心腹，他不仅要处理红军改编的繁琐细节，还要应付各路军阀讨要编制的口水仗。
正当他对着一份经费申请单发愁时，办公室的大门被人一脚踹开了。
“辞修老哥！想死老弟了！”
陈诚抬头一看，差点没把手里的派克笔甩出去。只见李宇轩穿着那身皱巴巴的中将军服，一脸“我是来讨债”的狰狞笑容，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
“景诚？你不在上海盯着你那几座‘大坟’，跑南京来干什么？”陈诚没好气地放下笔。
“老哥，你这话伤感情了。”李宇轩一屁股坐在陈诚对面，顺手从他桌上的烟盒里摸出一根雪茄点上，“我那不叫大坟，那叫‘远东第一防空集群’。我今天来，是替我那十万兄弟向你讨个说法的。当初在西安，咱们在防空洞边上可是说好了，大队长亲口答应，我带回来的这十万人，装备由中央负责补齐。这都三个月了，我连根毛都没看见！”
陈诚一听，太阳穴就开始狂跳：“宇轩，你讲讲道理。现在国共谈判到了关键时刻，中央的资源都在向华北倾斜。再说了，你那是十万人！十万人啊！你当我是克虏伯的老板，还是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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