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杖靠在柱子上，杖头那只眼睛对着塔。阳光从树冠的缝隙漏下来，落在杖头上，那只眼睛像是被点亮了。我坐在棚子底下，看着它，看了很久。它不会说话，不会动，不会告诉我老祭司去了哪里。但它在那里，在等我。从老祭司走的那天起，它就站在那里，风吹雨打，日晒雨淋，没人管它，没人扶它。它是老祭司留给我的东西，也是老祭司留给这座塔的东西。他是第七任守塔人，我是第八任。他把木杖留给我，不是因为他用不着了，是因为他不想一个人站在那里。他要我陪他。陪他看塔，陪他等，陪他守着这只眼睛。
那道疤在右手上又开始痒了。“等”字写完了，停在最后一个笔画上，横折钩的钩。那一钩很浅，像刻字的人没有力气了。它在等什么？等“我”字？还是等别的什么？我低头看着那道疤。“死亡等”三个字，暗红色的，陷在皮肉里。少一个“我”字。上次在左手上，它写的是“死亡等我”。四个字，完完整整的。这次只写了三个，停在那里，像在问我——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那个“我”字刻上去了吗？
我站起来，走到洞口。洞口在塔的侧面，离地一人高。我蹲下来，往里看。洞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阳光照在洞口边缘的石头上，把那些划痕照得很清楚。我把手伸进去，探了一下，指尖触到洞壁上的碎石，凉的，粗糙的。没有风，没有呼吸声，没有铁链声。它在沉默。在等我。我缩回手，站起来，转身走回营地。那道疤不痒了，它在等。等我做决定。
在棚子底下坐了一整天。太阳从东边升到头顶，从头顶落到西边，影子从长变短，从短变长。我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就是坐着，看着塔的方向。它在那里。我看不到它，但我知道它在。它在看我，用那张我的脸，用那双我的眼睛，在黑暗里，在塔底，在等。等了八百年，不差这几天。
天快黑的时候，我站起来，拿起木杖，走到洞口。手电握在左手，木杖握在右手。我把手电打开，光柱钻进去，洞壁上的划痕在手电光里像一条一条干涸的河流。新的旧的叠在一起，有的很深，有的很浅，有的被青苔盖住了，有的刚刻上去不久，边缘还很锋利。最显眼的是一行字，刻在洞壁的左侧，靠近洞口的位置。不是中文，是古雅诺马米语。但我认得，因为我看过太多次了——瓷碗的碗底、祠堂的牌位、沈念的信、那份契约。那是“守塔人林深，永乐十九年立”的简写。沈鹤亭刻的。他进塔之前刻的，在洞口，在黑暗里，在手电光照不到的地方。他刻下这行字的时候，不知道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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