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的头几天，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几乎没有出门。窗帘拉着，灯不开，手机扔在沙发上，电脑也不打开。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一样，不想吃，不想喝，不想动，不想想事情。但脑子不听话，它自己会想。想那座塔，想那只眼睛，想沈鹤亭，想罗德里戈，想徐鹤亭。想索菲亚，想孩子。想那道已经不在了的疤。从马瑙斯带回来的东西摊了一地——背包、衣服、笔记本、那只木杖。木杖靠在墙角，杖头那只眼睛对着天花板。老祭司把它留给我，让我替他守塔。但塔不用我守了，沈鹤亭自己守。木杖还在我手里，杖头那只眼睛还在看着我。它在看什么？在看天花板，还是在看我？在看这座房子，还是在看这座房子外面的世界？
那道疤已经不在了。但那个位置还在痒。不是疤在痒，是心在痒。习惯了。习惯了那里有一道疤，习惯了发痒、疼、刻字，习惯了看它、摸它、想它。它不在了，反而不习惯。就像牙掉了，舌头总去舔那个位置。就像人走了，总想回头看看。我习惯性地用左手去摸右手虎口，光滑的，干净的，什么都没有。但我总感觉它还在那里，暗红色的，刻着“死亡等死”四个字，刻着“林深”两个字，刻着那些笔画。闭上眼睛，手指能摸到那些笔画。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深深的，像刻在骨头上。
第五天，我出门了。广州的夏天很热，热得人喘不过气。阳光白花花的，照在地上反光，刺眼。我沿着街走了很久，从家走到地铁站，从地铁站走到公园，从公园走到江边。路上全是人，上班的，上学的，买菜的老人，遛狗的年轻女人。他们从我家门口经过，从索菲亚的家门口经过，从马瑙斯的街道经过，从我的世界经过。他们不知道雨林深处有一座塔，塔里有七十二具无脸的尸体，尸体脸上长着活人的脸。他们不用知道。
珠江的水是浑的，黄褐色的，和马瑙斯那条河一样。它从西边流过来，往东边流下去，流到大海，流到别的地方。它不等人，不等任何人。它只是流，流了几千年，还要流几千年。我站在江边，看着对岸的高楼，脑子里想的却是那座塔。它在那里，在雨林深处，在黑暗里，在沈鹤亭手上。他替我守，我替他活。他还活着吗？在那只眼睛旁边，在黑暗里，在没有时间的塔底。他的心脏还在跳，八百年了，还在跳。他不会死，不能死，不敢死。他死了，那只眼睛就会睁开。眼睛睁开了，看到天上的人会死。他不能死。他在等我，不是等我回去，是等我走远。他替我守，我替他活。
手机震了。索菲亚发来一条消息：“孩子会翻身了。从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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