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总统不够。”沈砚之站起来，走到窗边，“他要的是没有人能管他的位置。大总统有任期，有国会，有约法。皇帝没有。皇帝说了算，说到死为止。”
窗外有电车经过，哐当哐当的，声音很响。沈砚之看着那辆电车从街那头开到街这头，又消失在街角。车上坐满了人，看不清脸，只看到一个个模糊的影子贴在窗户上。
“英子，”他说，“你觉得当皇帝有什么好的？”
陈英想了想。“有权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袁世凯当了皇帝，他想干什么？”
“他想——”陈英想了想，摇了摇头，“我不知道。”
“他想让中国回到清朝那样。他坐在上面，别人跪在下面。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人能问为什么。”沈砚之转过身，“但他忘了一件事。”
“什么？”
“跪久了的人，膝盖已经坏了。站不起来了。但站起来过的人，不会再跪下去。”
陈英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光。不是那种很亮的光，是那种很深的、从很远的地方透过来的光。像是山海关城墙上的烽火，烧了一夜，天亮的时候灭了，但灰烬里还有火星。
“沈兄，你说那些站起来的人，现在在哪儿？”
“有些死了。有些逃了。有些还在等。”沈砚之走回来，在桌前坐下，“但不管他们在哪儿，他们站起来过。这件事，袁世凯抹不掉。”
那天晚上，沈砚之坐在桌前，写了一封信。
信是写给程振邦的。他写得很快，没有打草稿，想到什么写什么。他写东京的天气，写神田的旧衣铺，写老赵改的那件西装。他写黄兴的担忧，写孙中山的新组织，写那些在日本的中国人在小饭馆里喝酒吵架。他写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的消息，写各国使节去祝贺的场面。
最后他写了一句话：“你让我别急。我不急。但我得跟你说一件事——站起来的那些人，膝盖还没好。他们需要时间。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他们争取时间。”
他把信封好，在封口上盖了那个很不起眼的戳。明天，这封信会通过老赵的渠道，传到程振邦手里。
窗外的街灯亮了。东京的夜很安静，偶尔有电车的声音，远远的，像是什么人在叹气。沈砚之关了灯，躺在榻榻米上，看着天花板上的那条裂缝。
裂缝还在那里，从这头到那头，像是一条很小的河。他盯着那条裂缝，想着程振邦信里那句话——“你不是来交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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