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的规矩在部队里一代传一代，传到最后，全师两千多号人，每个人军装上的每一颗铜扣背面，都刻着一个陌生的名字。没有人知道那些名字的主人长什么样，但每个人都知道——这颗扣子掉了，你就对不起一个你不认识但为你死过的人。
程振邦后来当上了参谋长，不再需要亲手缝扣子了，但他军装上的七颗铜扣永远是最整齐的。每次换洗军装，他都会把旧军装上的铜扣一颗一颗剪下来，重新缝到新军装上。缝扣子的时候他从来不让人帮忙，一定要自己来。他缝了几千针，渐渐缝出了手感，缝出的针脚又密又匀，比任何军需处的缝纫女工都更精准。但他从来不在扣子上刻新的名字——不是嫌麻烦，而是他不想让铜扣上那个“林”字被任何新名字压住。
那七颗扣子上刻着七个名字。最早那颗刻的是“林”，最下面那颗刻的是“沈崇岳”。那是沈砚之父亲的名字。宣统三年，沈崇岳在山海关上病逝，临终前把儿子叫到床前，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枚光绪通宝放在他手心里，说了一句话——“守住这座关。不是为了朝廷，是为了关里住着的那些人。”
沈砚之把那枚铜钱铸成了最大的一颗铜扣，钉在军装最下面那颗的位置，最靠近皮带的地方。他说那是最靠近腰杆的位置，父亲一辈子就是腰杆太硬才吃了那么多亏，但也是因为腰杆硬，他才在临死之前还能说出那样的话。这样的人，应该离腰杆最近。
现在这件军装就挂在审讯室的椅背上。
冯纪之走了之后，审讯室又恢复了那种死寂，日光灯嗡嗡地响着，墙上的水渍在惨白的灯光下像一张张扭曲的人脸。卫兵把沈砚之的军装没收了之后还了回来，说“上面交代了，沈师长的私人物品暂时由他自己保管”。军装被扔在床上，皱巴巴的，七颗铜扣在日光灯下泛着暗淡的金属光泽，像是七颗被乌云遮住的星星。
沈砚之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床边，拿起军装，抖了抖，把它重新挂好。他的手指划过那七颗铜扣，一颗一颗地摸过去，最后停在最下面那颗刻着“沈崇岳”的扣子上。
他忽然觉得很疲惫。不是身体上的疲惫——他从十八岁开始打仗，二十年的军旅生涯，身体早就习惯了任何形式的疲劳。是一种更深层的、压在骨头缝里的疲惫，像是背负了太久太沉的东西，忽然不知道自己在往哪里走了。
他想起冯纪之说的那句话：“你挡了某些人的路，你让某些坐着软椅喝咖啡的人显得很难看。”他知道冯纪之说的是谁，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关在这里。不是因为他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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