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六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
沈砚之站在叙永城外的校场上，呵出的白气在晨光里凝成一团雾。他面前站着三百多个新兵，有的穿着打了补丁的灰布棉袄，有的裹着从家里带来的破棉被，有的干脆把麻袋剪了三个洞套在身上，腰里扎一根草绳。他们手里的武器五花八门——汉阳造、老套筒、鸟铳、梭镖，还有几个年轻人攥着削尖的竹竿，竹竿头上绑着一块磨得锃亮的铁片，那是他们自己打的大刀。
护国战争打了一年多，蔡锷将军的旧部在川南折损过半。泸州、纳溪、叙永，每一仗都是拿人命往堑壕里填。棉花坡那一仗，沈砚之带的一个营打到最后只剩四十七个人，营长、副营长、三个连长全部战死在阵地上，营部的号兵接替指挥，号兵被打死了，炊事班长顶上。炊事班长姓刘，河南人，四十二岁，参军前在洛阳城里开了二十年面馆。他在战壕里左手掌勺右手开枪，带着最后十几个弟兄守了整整一天一夜，援军到的时候他的左耳被弹片削掉了一半，右手的虎口被枪管烫得焦黑，军装上全是血，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战友的。沈砚之给他授勋的时候问他有什么要求，老刘沉默了一会儿，说想回家开面馆。沈砚之批了，从自己的军饷里拿了二十块大洋给他做路费。老刘走的那天在校场门口给沈砚之磕了三个头，磕得额头都破了皮，上了马车还在回头。
那一仗打完之后，沈砚之对着花名册坐了一整夜。名册上密密麻麻的名字，一多半被红笔划掉了，每一条红线下面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的他记得脸但叫不出名字，有的他叫得出名字但想不起脸，有的他连名字带脸都记得清清楚楚，比如三连的二排长赵铁柱，十九岁，山东人，个子高得跟座铁塔似的，饭量大得一顿能吃八个馒头，每次开饭都被炊事班追着骂。赵铁柱死在棉花坡反斜面阵地上，一发炮弹落在散兵坑里，整个人没了，连一块完整的骨头都没找回来。他留在连队花名册上的最后一笔记录，是司务长用铅笔写在页脚的一行小字——“欠赵铁柱津贴三个月，共计大洋六块。”
现在他面前这三百多个新兵，有一半是赵铁柱的同乡，从山东结伴走了两个月来川南投军。另一半是叙永本地的农家子弟，家里被北洋兵抢过，地里的庄稼被溃兵的马蹄踩成了泥，一家老小饿了两天肚子之后，当家的把最小的儿子送到校场门口，说跟着沈旅长有饭吃。
三百多个人站得歪歪扭扭，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不像是来当兵的，倒像是一群逃难的人被临时凑到了一块儿，眼神里有饥饿、有疲惫、有对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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