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里面有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沈师长，你在战场上杀了多少人？”
“没数过。”
“没数过，就是很多。那你杀的每一个人，都是心甘情愿去杀的吗？”
沈砚之沉默了片刻，然后摇了摇头。“打仗不是请客吃饭。你不杀人，人就杀你。我手下的兵，每一个都是爹娘养的，我得带他们活着回去。可跟着我出来的三千乡勇，现在还活着的，不到八百。”
他的声音说到这里忽然低了下去，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船舱外面的渔歌还在唱，老渔夫的嗓子沙哑而苍凉，唱的是一个渔夫在江上等了一辈子，终于等到了他要渡的那个人，但那个人已经不认得他了。
“我的副师长程振邦，”沈砚之又说，“攻武昌的时候，他带着敢死队第一个冲上了城墙。城墙上的子弹跟下雨一样，他身中七弹，还站在城墙上挥旗。我从望远镜里看着他倒下去，他倒下之前冲我喊了一句话——不是喊疼，不是喊救命，是喊‘老沈，别忘了咱们当年发的誓’。后来我在他的遗物里找到一封没寄出去的家书，收信人是他娘。信上说他打完这一仗就回家娶媳妇，让娘别给他寄棉鞋了，南方的冬天用不着。”
沈砚之停了下来，把桌上的茶杯端起来一饮而尽。茶早就凉透了，苦得他皱了一下眉。
“周先生，你问我什么叫对的一边。我跟你讲两个故事。”
周先生正襟危坐，把藤编行李箱往旁边挪了挪。
“第一个故事。护国战争的时候，我的部队在川南被北洋军围了四十天。弹尽粮绝，伤兵没有药，在战壕里烂着等死。当时云南那边派人来传话，说只要我肯接受改编、交出部队，军饷加倍、弹药优先补充，还给我一个少将参议的衔。我的副官把电报念完了，问我怎么回。我说不用回，然后我走出指挥部，对着战壕里的弟兄们喊了一嗓子——‘咱们死在这里，值不值？’没人回答我。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值不值，不用回答。”
周先生静静地看着他，没有说话。
“第二个故事。去年我在江西打孙传芳，在九江城外俘虏了三百多敌军。其中有个十六岁的娃娃兵，腿上中了一枪，我让军医给他包扎。他跪下来给我磕头，说谢谢大老爷不杀之恩。我把他扶起来，问他为什么当兵。他说他爹欠了地主三块大洋，把他卖给招兵的顶了债。他从入伍到被俘，一共开了两枪，一枪打在天上，一枪打在河里。”
沈砚之点燃了一支烟，烟雾在昏暗的船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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