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把上刻着两个字：关山。
“这枪跟了我十六年。”沈砚之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从山海关一路跟到九江。我今晚把它留在这里，不是缴械，是立誓——从今往后，我沈砚之的兵，永远不对自己人开枪。”
那人没有推辞，他拿起手枪看了看，然后放回桌上。“你的枪我收下。不是作为抵押，是作为见证——见证一个军人，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站在光明的一边。”
他站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东西，递给沈砚之。那是一块怀表，表壳是银色的，上面刻着一个北斗七星的图案。表已经旧了，表链上有一道很深的划痕，但还在走，秒针一格一格地跳动着，声音清脆而坚定。
“这是我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买的，跟了我很多年。现在送给你。不是回礼，是让你记住——时间在我们这一边。”
沈砚之接过怀表，入手沉甸甸的。他把怀表揣进怀里，和那封只写了六个字的信放在一起，然后对着那人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一次他没有鞠躬，因为有些东西不需要用礼节来证明。
那人送他到楼梯口，在握手告别的时候忽然说了一句：“对了，你刚才说你打了十几年仗，一直不知道自己在打什么。我告诉你——你在打一个新中国。”
沈砚之没有说话。他转身下楼，脚步声在狭窄的木楼梯上回响，每一脚都踩得格外用力，像是在用军靴踩住什么东西，不让它从脚下滑走。走下一楼的时候，他听到二楼传来一阵钢琴的旋律。那是一首曲子，叫《国际歌》。
走到转角处那幅字前，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二楼那扇紧闭着的百叶窗。百叶窗的缝隙里漏出那盏台灯的暖黄色灯光，和着一阵压抑的、但依然激昂的钢琴声，一起洒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那十个字上。墨迹还是那么浓黑饱满，像刚写上去的一样。他把大衣裹紧，推开江南书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走进了凌晨一点的上海夜色。
巷子里空无一人，只有法租界远处巡捕房的钟声还在响。他在巷口站了一会，从那家馄饨摊前经过，摊主正在收摊，一个衣衫褴褛的码头工人坐在矮凳上，把碗里的最后一口汤喝得干干净净。沈砚之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瘦骨嶙峋、满手老茧的身影，然后对老板说了一句话：“老板，给他再加一碗。”
馄饨摊的老板愣了一下，认出眼前这个人的军靴和旧大衣，没说什么，默默地又下了一碗馄饨，舀了满满一勺猪油。那工人连忙站起来想推辞，说自己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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