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来的同志。”
他停了一下,让这句话在晨风中散开。
“我没接。我把信烧了。”
队伍里响起一阵低低的骚动。有人交头接耳,有人握紧了枪托。
“今天早上,武汉来了电报,要我部东征讨蒋,三天内到安庆集结。不到,以抗命论处。”
沈砚之的声音提高了一些:“我也没有照办。”
骚动变成了嗡嗡的议论声,像一群被惊动的蜜蜂。
“你们要问了:总指挥,我们到底听谁的?”
他扫视着面前的三万人。这些面孔,有的熟悉,有的陌生。熟悉的是从山海关一路跟过来的老兵,脸上的风霜比他这个主官还深;陌生的是去年在湖南、江西招的新兵,眼睛里还带着乡下人的怯意和好奇。
“我告诉你们,”沈砚之的声音像锤子砸在铁砧上,“我们谁都不听。我们听自己的。”
他伸出手,指向长江对岸:“那边,孙传芳的残部还在,北洋第九师借了租界的枪,还在上海、南京一带布防。那边——”他指向西边的群山,“武汉的同志,昨天还和我们一个锅里吃饭,今天就要拔刀相向。那边——”他指向东边的地平线,“南京的人,正拿着银元和委任状,等着我们自相残杀。”
“可我们是什么人?”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却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我们是山海关起义的人。我们起事那天,宣统皇帝还在紫禁城里坐着。我们打的第一仗,不是为了哪个党,不是为了哪个总统,是为了关外的父老乡亲不再给洋人下跪,是为了关内的百姓不再给军阀纳粮。”
“这些年,我们打过清军,打过北洋,打过吴佩孚,打过孙传芳。我们流的血,染红了从山海关到长江的每一寸土地。这些血,不是为哪一个人流的,是为‘中国’这两个字流的。”
“今天,有人要我们打自己人。南京要我们打武汉,武汉要我们打南京。可我沈砚之,从山海关起事那天起,就发过誓:我的枪,只对外敌,不对同胞。”
他拔出手枪,枪口朝上:“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谁要觉得跟着我沈砚之没出路,现在就可以走。我给路费,给路条,送到城外。但谁要是走了之后再朝自己人开一枪,我沈砚之追到天涯海角,也要亲手毙了他。”
队伍里静得能听到长江的涛声。
然后,第一团团长周大勇——那个在汀泗桥被炮弹掀翻过三次、每次都从泥里爬起来继续冲的汉子——向前一步,啪地立正,行了一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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