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随他走的还有政治部三个干事、两个农运特派员,都换了药贩子衣裳。”
“还有谁没走?”
“宣传队里有个女先生,姓陆,抱病走不动。她哥是‘二七大罢工’的,被吴佩孚杀的。她手里有一批武汉地下印刷板的蜡纸,不肯丢。”
“接回来。东厢药房空着,放她。”
秦书铭犹豫:“上头要是再查……”
沈砚之抬眼:“你当我刚才在马孝先面前是演戏?独立旅的人,我认。跨党的、不跨党的,只要没把枪口对准老百姓,都是当年跟着打山海关的兄弟。从今起,旅里立三条规矩——”
他拿铅笔在地图背面划道:
“一,不主动搜捕任何人,南京要名册,我给空壳。
二,政治部撤了,改设‘文职参议’,留人,不留衔。
三,谁要抓人,先从我这间屋子抬走尸体。”
秦书铭喉头滚了滚,立正敬礼,转身去办。
沈砚之独自坐到后半夜。
窗外的长江水声越来越响,像关外的风卷过长城豁口。他摸出怀里那本《新青年》,又摸出一张更早的旧照——山海关城头,他二十出头,程振邦扛着红旗,身后三千乡勇,雪地里喘白气。
三十年了。
从反清,到讨袁,到护国,到北伐,每一次以为快见着天光,转头又是新的屠刀。
他不是没动摇过。二次革命败了,在日本东京的雨夜里,他也想过干脆解甲归田,回关外种地。可每次听见牢里一声刑讯的闷哼,看见街头被绑的工人学生,他就想起父亲死前那句:
“中国不是哪一家的私产,是关山底下所有人的关山。”
四一二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南昌外围收拢伤兵。有黄埔出来的左派连长,连夜把队伍拉到武汉,跪在他面前说:“沈前辈,革命完了。”
他当时把那连长拽起来,甩了一耳光:
“革命完不了。他们杀的是穿中山装的人,杀不掉‘平均地权、扶助农工’那八个字。字在人心,人心不灭,革命就不死。”
今夜武汉,也一样。
——
第二天清晨,营门外来了一辆黑色轿车,挂警备司令部的牌子。
下来的不是马孝先,是个更麻烦的人物——武汉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陶炯,汪精卫那条线上的人,清党令在武汉还没公开撕,但他已经来探沈砚之的口风。
陶炯握着文明杖,打量沈砚之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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