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暮春。
上海的风里还带着长江口特有的腥气,法租界边缘的霞飞路上,法国梧桐刚抽新芽,枝丫把疏淡的影子投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街角卖《申报》的报童扯着嗓子喊:“看报看报!蒋总司令通电全国,整肃**,清党救国!”
沈砚之坐在“同庆楼”二楼靠窗的座位,手指捏着一杯凉透的龙井,没去碰。
窗外,一队穿黄呢军装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士兵正押着三辆板车往霞飞路北口走。板车上捆着人,麻绳勒进布衣,血顺着车板滴下来,在石板路上拖出一条暗红的线。被绑的人里有穿长衫的,有挽袖子的工人,还有一个女的,齐耳短发,额头带伤,却始终把腰杆挺着。
楼下的茶客早散了。跑堂的缩在楼梯口,不敢出声。
沈砚之旁边坐着林秋月。
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怀里抱着一摞油印传单,手指冰凉,指甲缝里还沾着昨夜刻蜡纸留下的油墨。她盯着楼下,声音压得极低:“砚之哥,昨天夜里,上海总工会的人还没来得及撤。工人纠察队被缴了械,宝山路那边……天亮前响了半夜枪。”
沈砚之没说话。
他今年三十九岁,鬓角已经见了霜。北伐时他还是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里挂少将衔的师长,打武昌城头程振邦替他挡过一发炮弹,如今程振邦坟头的草都三尺高了。他见过清军、见过北洋、见过军阀混战里成堆的死人,可眼前这一幕,还是让他指节捏得发白。
“四一二。”他终于开口,嗓音哑得像砂纸蹭过铁,“蒋介石这是把刀,捅在自家兄弟心口上。”
林秋月眼圈红了:“武汉那边还挂着‘联俄容共’的牌子,南京已经另立政府了。我们的人,一夜之间成了‘暴徒’。”
沈砚之把茶杯轻轻搁在桌沿。
“不是暴徒。”他说,“是去年跟着咱们一起扛北伐大旗的人。”
同庆楼的门被踹开。
楼梯上脚步沉重,三个穿便衣的特务撞上来,领头的是个瘦高个,腮帮子上有一道刀疤,腰里别着驳壳枪。他扫了一圈,目光落在临窗那桌。
“沈师长,久仰。”
沈砚之抬眼:“不姓蒋的狗,不配叫我师长。”
刀疤脸笑了笑,从怀里掏出一张盖红印的密令:“南京清党委员会行文——凡窝藏**、通匪助逆者,格杀勿论。林秋月,女,二十三岁,沪上地下宣传员,今夜要在闸北印刷厂发传单。沈将军,你若是识相,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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