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逢春没有回客栈。
她抱着那只铁皮木箱，穿街过巷，七拐八绕之后，来到了一条更加偏僻的小巷。巷子尽头有一家不起眼的茶馆，门脸狭小，招牌歪斜，看上去生意寥落。她推门进去，要了一间二楼的雅座，点了一壶最便宜的茶，然后反手关上了门。
雅座不大，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窗户临街，能看到巷口的动静。她将木箱放在桌上，深吸一口气，打开了箱盖。
箱内的账册和信函按照年份排列，最早的可以追溯到永昌十五年，最晚的则是永昌二十六年——也就是先帝驾崩的那一年。她按照时间顺序，先从最早的账册开始翻阅。
账册的记录极其详尽，每一笔交易的时间、地点、货物种类、数量、价格、买卖双方、中间经手人，都写得清清楚楚。涉及的货物不仅有私盐，还有丝绸、茶叶、瓷器、木材——几乎涵盖了江南最赚钱的所有行业。而这些交易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在逃避朝廷的税收，且每一笔交易中，都有一部分利润流向了京城某个特定的方向。
沈逢春一边翻阅，一边在心中默默记录那些频繁出现的名字。有些名字她认识——李思源、刘崇文、以及几位已经在之前的清洗中倒台的官员。但更多的名字，她从未听说过。这些人分布在江南各地的衙门、码头、商行、钱庄，像一张巨大的地下网络，将整个江南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京城。
她翻到永昌二十五年的一本账册时，手指停了下来。
那一页上记录着一笔特殊的交易——不是货物，而是一笔银两的转移。金额是五万两，从江南一个她没听说过的商号账户中划出，经过三次中转，最终流入了一个她无比熟悉的名字名下：太后。
沈逢春的目光在那行字上停留了很久。
五万两。太后。永昌二十五年。
那一年，先帝还在世，太后的势力正如日中天。而这笔钱的用途，账册上没有写明。但沈逢春不需要看注解也能猜到——没有一笔钱是白拿的。太后收了这笔钱，必然付出了相应的代价。而那代价，很可能就是先帝的命。
她继续往下翻，在永昌二十六年的账册中，又发现了一笔类似的转账——这一次是八万两，收款人同样是太后。而这一年，先帝驾崩了。
沈逢春合上账册，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久久没有说话。
窗外的巷子里传来小贩的叫卖声和孩童的嬉笑声，充满了人间烟火的温暖。但她坐在那间小小的雅座中，却感觉自己像是站在一片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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