榨干新技术的每一分潜力，用来提升人才培养的效率，和输出人才的数量。这些文化优势，才是科学技术能在这个地方得到最大效率利用的原因。
至于说时人自己怎么想，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和地中海世界，会有巨大的差别了。
而且，说难听点，即使是郭康那会儿的塞里斯，社会的宗教风味，同样是非常浓厚的。这个原因，可能得追溯到塞里斯人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组织传统。
任何一个文明，都需要一套理论，说服大家服从。而对于塞里斯人来说，传统的授权方式，是通过“天”作为中介来进行的。一方面，经师们认为，天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会给君主授予合法性；另一方面，早在春秋的时候，先贤们就提出，天是民众集体意识的反应，天通过民众对统治者进行观察，并且代为表现出民众的喜怒，君主需要通过保民、养民来获得天的支持。
君主得到天的授权，也就是“天命”之后，会把这些权力继续转授给臣属。由于塞里斯是个少见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在君主身兼大祭司和世俗首领身份的同时，各级官员其实也都拥有这两种身份。
这导致塞里斯的地方官员，尤其是各级主官，实际上要兼职地方主教和教区神父这类身份。相比于欧洲那些同行，他们的地位要“重”得多，民众对他们的要求也远比其他地方更加严肃。因为国王的税吏、代理人可以嘻嘻哈哈，但主教在主持仪式的时候，像这样没个正经形象，就不能被接受了。这就是双重身份带来更大权威的同时，需要付出的代价。
而官员得到授权之后，又会去管理普通百姓。就这样，形成了人授权给天、天授权给天子、天子授权给官吏、官吏管理人的合法性获取路径，也因此得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态势。因此，这个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的方式，就从汉朝开始，逐渐完善，并且一直运行下去。
不过相比而言，这已经其他文明的状况要好上太多了。因为至少，中央的最高权力，一直能被皇帝掌握。而且其他地方，大部分都差点意思。
比如东罗马一度延续了古罗马和波斯的传统，把祭祀纳入政权中，让统治者成为神王。但十字教时代之后，这个过程中断了。教会从政权里完全分离，成了单独的体系。虽然在兴盛时期，皇帝可以随意拿捏大牧首，但这两个身份毕竟是分开的。
因此，一到关键时刻，教会就掉链子，乃至坑了帝国的事情，都不止一次发生。巴列奥略王朝后期，国家已经风雨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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