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地方官吏为了政绩，为了迎合上意，而虚报户口、夸大垦田数目，从而使得朝廷征收的赋税，远远超出了百姓实际承受能力的基础之上？”
李承乾浑身一震，猛地想起李逸尘之前剖析“四业分民”时提到的朝廷政策与地方执行之间的扭曲。
“先生是说……文帝朝的数据，或有……虚假？过度征税，早已埋下祸根？”
“臣不敢妄断史书全为虚言。”
李逸尘谨慎道。
“但纵观历代，开国之初，为了迅速恢复元气，彰显治世气象，地方虚报、朝廷过度汲取，并非罕见。”
“文帝朝国力确猛然大增，然这‘富’的背后，是无数农户背负着日益沉重的租庸调。”
“这些被过度征收的财富，堆积在官仓府库之中，看似辉煌，实则如同堆积于千柴之旁。”
“只待一点火星，便可燎原。”
李承乾只觉得背后泛起一股寒意。
他从未从这个角度思考过前隋的“开皇之治”。
原来那令人艳羡的富庶，底下竟潜藏着如此深刻的危机？
“那……炀帝呢？”他迫不及待地追问。
“炀帝杨广，聪颖博学，雄心勃勃。”
李逸尘评价道，语气中听不出褒贬。
“他看到了大隋表面繁荣下的隐患，也看到了关陇集团对皇权的掣肘。”
“他登基之后，急于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更急于……打破这固有的权力结构，建立一个真正由皇帝乾纲独断、超越门阀士族的新秩序。”
“于是，他营建东都洛阳，固然有控制山东、江南的战略考量，又何尝不是想摆脱关陇集团势力盘根错节的长安旧地？”
“他开凿大运河，沟通南北，固然有漕运军事之利，又何尝不是想借此掌控新的经济命脉，培养依赖于运河利益的新的官僚和商业群体，以分化关陇集团？”
“他三征高句丽，固然有拓土扬威之志，但动用如此规模的兵力、物力，难道没有借此消耗关陇集团掌握的府兵力量，并在这个过程中提拔忠于自己的寒门将领的意图？”
李逸尘一连串的反问，如同重锤，一下下敲击在李承乾的心头。
他瞪大了眼睛，脑海中仿佛勾勒出一幅与史书描绘截然不同的图景——
一个锐意改革、试图集中皇权、挑战既有利益格局的帝王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然而，隋炀帝……他太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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