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强能给她当个“入门老师”。每晚洗漱完，她就搬个小板凳坐在琴前，我站在她身后，握着她的手腕，教她找do音的位置，教她识简谱与五线谱。她的指尖很软，按琴键时总带着点怯生生的力道，偶尔弹错了音，就会回头冲我吐舌头，睫毛在灯光下投下浅浅的阴影。有时候练到夜深，窗外的秋虫都歇了声，她还在执拗地重复一段旋律，我便从身后环住她，在她耳边哼起调子，电子琴的叮咚声混着我们的呼吸，成了秋夜里最动听的私语。
除了练琴，我还常帮她打磨公文。朱玲虽是辅导员，可学校里的少先队工作计划、活动简报，都得她一手操办。她文笔不算差，可总缺些公文的规整和严谨。每次她抱着一摞稿纸坐到我书桌前，我就会放下课本，逐字逐句地帮她修改。从“少先队秋季工作计划”的框架搭建，到“校园手拉手活动简报”的细节填充，我教她怎么提炼重点，怎么用更规范的表述写工作成效。她学得快，往往我点拨两句，她就能心领神会，握着钢笔的笔尖在稿纸上沙沙游走，偶尔抬头看我，眼里满是崇拜的光。
那些改好的稿子，竟意外地有了去处。先是区上的文教办来学校调研，看到她写的少先队活动简报，连声夸好，转头就推荐到了市里的《巴山日报》。当那印着铅字的报纸送到学校时，朱玲攥着报纸的手都在抖，头版角落的小豆腐块，在她眼里却比什么都耀眼。没过多久，她写的几篇关于乡村学校少先队工作的信息，又登上了《汉城报》的校园版，连校长在教职工大会上都特意提了她的名字，说她“为学校争了光”。
最让她扬眉吐气的，是那篇《小议留守儿童的辍学现象》。那年秋天，团县委和文教局联合召开全县少先队工作经验交流会，朱玲熬了三个通宵，把她走访过的十几个留守儿童家庭的故事，还有自己对乡村教育困境的思考，都融进了文章里。初稿写完时，她眼睛熬得通红，捧着稿纸忐忑地问我：“你说这能行吗？”我逐字读完，只觉得字里行间都是她的真心，帮她调整了几处逻辑，又润色了语言，拍着她的肩说：“放心，肯定能出彩。”
果然，交流会那天，她的文章从一百多篇稿件里脱颖而出，一举拿下了一等奖。鲜红的奖状被分管少先队工作的副局长亲手递到她手里时，台下的掌声雷动，她站在台上，脸颊涨得通红，却不忘往我的方向望了一眼，眼里的光比灯光还亮。更惊喜的是，除了奖状，还有一百元的奖金——在九十年代末，这可是笔不小的数目。没过半个月，县文教局又打来电话，说她的文章被推荐到了市委机关报《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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