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压力是基层治理的晴雨表，这个降幅极具说服力。
“数据的背后，其实是工作模式的改变。”
周明远继续深化论述。
“我们要求派驻的法律工作人员，不能坐在办公室等案子，而是要主动融入社区网格。”
“警企共建之下，我们明理公司也有了一定的公信力背书，和社区网格员建立了联动机制。”
“每当网格员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可以第一时间通过联动平台推送给我们驻点法律工作人员。”
“法律明白人提前介入，提供法律咨询，往往能在矛盾激化前就起到灭火作用。”
“比如前段时间，有户居民因为装修垃圾堆放问题与物业和邻居关系紧张，网格员发现后，我们工作人员主动上门，解释权利义务，协助制定了合理的垃圾清运方案，避免了后续可能的冲突和投诉。”
“好的。”
赵为民点了点头，显然对这个数据十分满意。
“小周，我还有个实操方面的问题。”
李建国这时开口问道。
“比如你们工作人员在处置现场，尤其是在公安也在场的情况下，他的身份和权责怎么界定？”
“如果当事人不认可律师调解，或者律师提供的法律意见，与现场警情的初步判断有不一致的地方，你们这个协作机制怎么运行？”
“你们怎么保证中立和公正，或者说你们是市场化的咨询公司，会不会带有倾向性？”
姜还是老的辣，李建国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有些风险，他一眼就能发现。
只不过，周明远似乎早有准备，从容应答。
“李书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考虑过了。”
“首先，关于身份界定，我们非常明确，在警企共建机制中，我们明理公司是辅助性、支持性的角色。”
“我们的定位是法律明白人、调解员，不是执法主体。”
“所有现场处置，以公安机关指挥为主导，我们在法律框架内提供专业支持。”
“针对这方面，明理制定了严格的工作手册和边界清单，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清晰明了。”
李建国揉着下巴，表示肯定：“可以。”
“其次，关于协调机制。”
“我们与试点派出所建立了分级响应和会商机制。”
“对于一般纠纷，驻点工作人员独立开展调解；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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