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碗粥的余温，在我身体里盘桓了整整两天。
它不像沈恪偶尔流露的、转瞬即逝的温和，更像一种无声的渗透，缓慢地瓦解着我内心冻结的冰层。我开始不那么害怕这座空旷的公寓，甚至会在阳光好的下午，抱着速写本坐在客厅的落地窗前，画窗外流云，或者只是发呆。
沈恪依旧很忙，但我们之间那种无形的、紧绷的弦，似乎松弛了微不可查的一毫米。他不再仅仅用“日程表”和“准则”与我沟通，偶尔会在早餐时提及一两句无关紧要的，比如天气，或者某条不痛不痒的财经新闻。我大多只是听着，偶尔点头，或应一声“嗯”。
但这种平静，像暴风雨前的假象。
这天下午，我正在画室修改一幅关于深海与光的画稿，手机震动起来，是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我犹豫了一下，接通。
“媛媛吗？我是爸爸……”王建国小心翼翼的声音传来，带着显而易见的局促。
我的心微微一沉。“有事？”
“我……我没别的意思，”他急忙解释，“就是，你奶奶这两天身子不太爽利，念叨你……你看，方不方便……回来看看她？就一会儿……”
奶奶……
这两个字像最柔软的钩子，精准地勾住了我心底最无法硬起的那块地方。我可以对王建国冷硬，却无法对那个给予过我短暂温暖童年的老人狠下心肠。
“……地址发我。”我最终哑声说。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深吸了一口气。我知道回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再次面对那个令我窒息的环境，面对王建国那欲言又止的、带着愧疚和期望的眼神。
但我无法拒绝。
我走出画室，沈恪竟然在家，他正坐在客厅沙发上讲电话，语气是工作时的冷冽果决。看到我出来，他目光扫过我，对着电话那头说了句“稍等”，然后捂住话筒，看向我：“要出去？”
他的敏锐总是让我无所遁形。
“嗯，”我垂下眼睫，避开他的视线，“回……我奶奶家一趟。她身体不太舒服。”
沈恪沉默地看了我两秒，那目光带着审视，仿佛在评估我是否准备好了再次踏入那个“战场”。他没有多问，只是松开了捂着话筒的手，对电话那头冷静吩咐：“会议推迟半小时。”
然后他挂断电话，站起身：“我送你。”
我愕然抬头：“不用，司机……”
“地址。”他已经拿起车钥匙，走向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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