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绩以‘户口增、田野辟、盗贼息’为上，反之则降黜。”
为防止官员盘剥百姓，林夏又创 “考课法”：每年由御史台派巡查使暗访各州郡，记录官员得失。“臣闻齐末吴郡太守王琨，搜刮民财百万，百姓呼为‘饿虎’。” 林夏奏请将其流放交趾，“如此，官吏方知敬畏。”
对于边疆重地，如荆州、益州、广州，林夏建议设 “行台”—— 即中央派出的临时机构，总揽军政大权。荆州行台治江陵，辖荆、雍、湘三州，防备北魏与萧齐残余势力；益州行台治成都，镇抚巴蜀；广州行台治番禺，管辖岭南及交趾。
“行台长官由陛下亲信担任，三年一换，以防专权。” 林夏特别强调，“如荆州，南齐时萧颖胄、萧衍皆曾在此起兵，可见其重要。当以‘忠谨有谋’者镇之，臣举荐韦睿，其人老成持重，可当此任。”
萧衍采纳其言，命韦睿为荆州行台尚书令。韦睿到任后，修缮城防，减免赋税，荆襄一带迅速安定，成为大梁西部的屏障。
南齐末年，战乱频繁，百姓流离失所，“千里无烟，白骨露于野”。林夏深知，民心是最大的疆域：“民者，国之本也。若民不聊生，纵有坚城百万，亦如沙上之塔。” 他向萧衍献上 “凝民” 三策：劝农桑、均赋税、修水利。
“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 林夏引用《汉书》，建议萧衍下诏 “轻徭薄赋，鼓励垦荒”。规定：凡流民返乡者，免徭役三年；开垦荒地者，永为己业，五年不纳税。
他还推广 “区田法”—— 一种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在小块土地上集中施肥、灌溉，产量可比普通耕作高一倍。命农官在各州郡举办 “农桑学堂”，由经验丰富的老农传授技艺。
“臣闻吴兴郡有稻田万顷，因战乱荒芜过半。” 林夏道，“可派官前往，组织流民耕种，秋收后按比例分成，官府得三成，流民得七成。” 萧衍依计而行，仅一年，吴兴便收获稻谷三十万斛，流民纷纷返乡。
南齐赋税混乱，有 “三调”（租调、户调、丁调）之外，更有各种苛捐杂税，百姓不堪重负。林夏主张 “均税”：以户为单位，按资产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户缴租五石、调绢三匹，中等户缴租三石、调绢二匹，下等户缴租一石、调绢一匹。
“此外，废除‘塘丁税’‘桥桁税’等杂税，严禁官吏私加摊派。” 林夏特别指出，“若有官吏敢‘额外取一文钱’，许百姓赴御史台告发，查实后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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