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五年（820年），他才终于从从九品的太祝，升到了国子监助教——虽然还是个小官，但至少不用再天天搞祭祀了，还能教学生读书，俸禄也涨了点。
这之后，他的仕途才算慢慢顺了起来。没过几年，又升了水部员外郎，管的是水利、漕运这些事，虽然还是不算大官，但好歹有了实权，人们也不叫他“穷瞎张太祝”了，改叫“张水部”——这称呼，听着就比之前体面多了。
再后来，他又升了主客郎中，最后官至国子司业，从四品——这在唐朝，算是中层官员了，比他当年那个从九品的太祝，简直是天壤之别。
按说五十岁才熬出头，该好好享受享受了吧？可张籍偏偏不。他当了大官，还是住在之前那个小破屋里，没买大房子，没娶小老婆，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写诗、看书，跟当年那个穷书生没啥两样。
有一次，韩愈约他出去踏春，说长安城外的花开得正好，一起去喝酒赏景。韩愈是他的恩人，换别人早就满口答应了，张籍却婉拒了。他给韩愈回了首诗，里面有两句：
“家贫无易事，身病足闲时。”
意思是我家里穷，没那么多闲钱出去玩，身体也不好，还是在家待着舒服。
韩愈看了诗，笑着摇摇头：“这张籍，还是老样子。”其实韩愈知道，张籍不是真的“家贫”，也不是真的“身病”，是他看透了官场的热闹，不想掺和了。
年轻时，他也想过当大官，想过光宗耀祖，想过让自己不再受穷。可十年“穷瞎张太祝”的日子，把他那点“仕途心”磨得差不多了。
他见过官场的尔虞我诈，见过有人为了升官不择手段，也见过自己身边的朋友因为官场争斗家破人亡——相比这些，他觉得能安安稳稳地写诗、教学生，已经很满足了。
他晚年写过一首《闲居》：
“东城南陌尘，紫幰与朱轮。
尽说无多事，能闲有几人。
唯吾知此趣，归卧养天真。
笑谢桃源客，花时不放身。”
诗里的“闲”，不是无所事事的闲，是历经磨难后的通透——知道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这才是真的“闲”。
他当了国子司业后，教学生有个规矩：不管学生家里有钱没钱，不管有没有背景，只要肯读书、人品好，他就倾囊相授。
有个学生家里穷，交不起学费，想退学，张籍知道了，不仅免了他的学费，还经常把自己的粮食、衣服拿给他。学生感激地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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