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复辟’。”
赵四望着窗外的黑暗：“我不知道能不能成。但我知道，再按老路子走，肯定不成。”
他顿了顿：“咱们搞芯片，搞计算机，最缺什么？不是技术，不是人才，是市场。没有市场，技术就没办法迭代，人才就没办法成长。特区，也许就是培育市场的试验田。”
李文斌若有所思：“可万一试错了呢？”
“试错也比不试强。”赵四说，“咱们中国人不笨，也不懒，缺的是机会。给点阳光，就能灿烂。特区，就是那缕阳光。”
两人聊到后半夜。李文斌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学经济，满腔热血想为国家做点事。赵四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陈星那种光——那种相信未来会更好的光。
第二天下午，火车进入湖南。南方的绿意扑面而来，水田像镜子一样，倒映着天光。农民在田里插秧，弯腰，起身，动作整齐如舞蹈。
“看，拖拉机！”平安指着窗外。
确实，田埂上停着几台拖拉机，虽然老旧，但实实在在的机械化。赵四想起在陕北时，老乡们还是靠人拉犁。
地域差距，发展差距，就这样赤裸裸地展现在眼前。
而这，正是他们这一代人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天傍晚，火车抵达广州。
南方的热浪涌进车厢，混着潮湿的空气，像一床湿棉被裹在身上。考察团在广州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坐上前往深圳的大巴。
路很颠簸，是土路，还没修成柏油路。车窗外，景象渐渐变化——农田少了，工地多了。到处是脚手架，是推土机，是戴着安全帽的工人在忙碌。
“这就是深圳？”车上有人问。
“深圳原来是个县，现在划了特区，327平方公里。”刘团长介绍，“中央给了政策，可以吸引外资，可以搞来料加工，可以尝试新的经济模式。”
赵四看着窗外。尘土飞扬中，能看到几栋正在建的高楼，但更多的是简陋的工棚。路边有小摊贩，卖茶水，卖香烟，卖煮玉米。人们行色匆匆，脸上有疲惫，也有期待。
下午，考察团来到深圳河边。
河不宽，水浑浊，缓缓流淌。河对岸，就是香港。能看见高楼大厦，能看见车水马龙，能看见繁华——与这边工地的荒凉形成鲜明对比。
一个当地干部来接待，姓陈，四十来岁，皮肤黝黑，说话声音很大：“欢迎各位领导！咱们这儿条件艰苦，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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