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点点头，没起身，只抬了抬手：“慢走，外面风大，注意保暖。”我拉开门，冷风猛地灌进来。身后，他轻轻哼起一段不知名的戏曲，茶香、暖意、檀香，连同那个曾为我顶罪的男人，都被关在了那扇厚重的门后。
我站在街头，路灯昏黄。手里攥着那叠两千元，像攥着一块烧红的铁。寒风刺骨，可我感觉不到冷。我的血是冷的，心是冷的，连呼吸都带着冰碴。路过一家便利店，橱窗里摆着一盒钙片，标签上写着“中老年专用”。我停住脚，盯着那盒子，突然想冲进去买下来。可我摸了摸口袋，只有这叠“应急”的钱。我慢慢蹲下来，把头埋进膝盖。眼泪无声地流下来，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一种彻骨的冰冷——我终于明白，有些恩情，不是用来还的，是用来被遗忘的。那个为我扛下一切的男人，早已在岁月里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一个体面的茶楼老板，和一叠可以打发掉过去的百元钞票。
我回到家，妻子睡了。我轻轻坐下，从怀里掏出那叠钱，放在床头柜上。灯光下，那红色显得格外刺眼，像凝固的血。
我盯着它，想起十几年前。他被带走那天，我跪在局长办公室门口，哭着求领导放过他。没人理我。我冲到警车前，想拉开车门，被保安架开。他隔着车窗对我喊：“善子！别管我！好好活着！”那声音，像刀子刻在我心上。我活下来了，可活得像个影子。我总想着，等我有能力，一定要报答他。可现在，他亲手把这份恩情，贬低成了一场交易。两千元，连他茶楼里一壶好茶都买不到。
我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最上面，存着“陈国栋”。手指悬在拨号键上，颤抖得厉害。我想打过去，问问他：“陈哥，那年雨夜，你后悔吗？”可我知道，他不会接。或者，他会接，然后用那种温和而疏离的语气说：“善子，别想那些了，都过去了。”过去？怎么能过去？那不是过去，那是我活着的根基！我猛地砸下手机，屏幕碎裂，蛛网般的裂痕蔓延开来，像我的心。
第二天，我去医院缴费。窗口排着长队，我前面是个农民工，穿着沾满水泥的工服，手里攥着一叠零钱，正小心翼翼地数着。他额头有道疤，像道陈年的旧伤。我忽然觉得可笑。我和他，有什么区别？我们都在为两千元挣扎，都在为亲人的病痛低头。他数完钱，递进窗口，工作人员皱眉：“太乱了，重新数！”他涨红了脸，手抖得更厉害。我看着，心像被攥紧。曾几何时，我也以为自己能体面地活着，以为情义能换来尊重。可现在，我和他一样，都是这城市里被碾过的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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