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没在食堂。
清晨她便飞去了台北，为即将发行的国语专辑，《假如我是真的》做最后准备。
但她的代理人留了话，并带来一盒磁带。
录音机按下播放键，是她温柔又略带疲惫的嗓音：
“各位，我在台北录音棚。恭喜金像奖成功！我的新专辑里，有首歌叫《何日君再来》，重新编了曲，加了南洋风铃。我想，那些等不到人回来的故事，或许可以换一种方式，在歌里重逢。还有，我联系了新加坡的唱片公司，他们愿意代理《回响》专辑的南洋发行，先说到这里，我要进棚了。”
声音戛然而止，留下满室暖意。
她的缺席，恰恰印证了她的无处不在。
在音乐里，在悄然推进的、连接南洋的文化丝线上。
赵鑫没有参与狂欢。
他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食堂窗口，透出的暖光和喧哗声浪。
左手腕的疤痕，在晨光下几乎淡不可见。
周慧芳敲门进来，手里拿着新鲜出炉的报表和几份电报。
“赵总，金像奖直播收视率破纪录，亚洲七家电视台购买了转播权。邵氏、嘉禾、新艺城今天股价全线上涨。”
她顿了顿，抽出下面一张，“但是，台湾方面传来消息，中影等四家公司，虽然没再发表公开声明，但内部传达了‘冷处理’指示，对我们后续项目的合作，态度转冷。”
“预料之中。”
赵鑫转身，“他们需要时间消化。金像奖动了奶酪，不止是奖项，更是话语权。他们怕的是这套‘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会映照出他们自家院墙内的影子。”
“还有这个，”
周慧芳递上一份，来自日本的加急传真。
“山田真一先生密电。日本五大电影公司，联合筹拍的《帝国的荣耀》，已正式立项，导演锁定黑泽明，预算追加到三十五亿日元。他们同步启动了‘东亚历史电影学者资助计划’，邀请包括台湾、韩国、东南亚的学者，参与‘历史研究工作’，并提供丰厚经费。”
赵鑫拿起传真，目光落在“黑泽明”三个字上，指尖微微用力。
这是泰山压顶般的姿态，要用东方电影巨匠的威望，为他们的叙事背书。
“这是文化扛着政治的旗帜，齐心可诛。”
赵鑫声音低沉，“用资本和大师，收编学者，重构历史记忆。很高明，也很危险。”
“我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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