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刚才在电话里说‘我知道’,说了两遍。”
她愣了一下。
“第一遍是‘我知道周铭很危险’。第二遍是‘我知道不能一个人扛’。”
她看着他。
“但是你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周铭现在有多危险,你也不知道自己扛不扛得住。你只是习惯了说‘我知道’,因为说了这么多年,所有人都信了。包括你自己。”
苏砚的手指攥紧了安全带。
她想反驳,想说“你凭什么这么说”,想说他根本不了解她、不了解她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不了解“不知道”这三个字对一个白手起家的女人来说有多奢侈。
但她什么都没说。
因为他说的是对的。
“陆时衍,”她说,“你很讨厌,你知道吗?”
他嘴角动了一下。
“知道。”
她下了车,关上车门。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
“那个三明治,”她说,“是你在家自己做的吧?”
他没说话。
“面包烤焦了。火腿切得太厚。芝士放得太多。”
“你刚才不是吃完了吗?”
“那是因为我饿。”她说,“不是因为好吃。”
“那你下次还吃不吃?”
她看着他,看了好几秒。
“吃。”
然后她转身,走进小区大门。她没回头,但她知道他的车还停在门口,双闪灯还在亮。直到她走进单元楼的门厅,才听见身后传来引擎发动的声音。
电梯里只有她一个人。她靠在电梯壁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头发乱了,眼睛下面有黑眼圈,嘴唇干得起了皮。她想起他说的那句话,“你只是习惯了说‘我知道’”。
她确实习惯了。
从父亲公司破产的那天起,她就习惯了。那时候她才十二岁,站在法院门口,看着父亲被法警带走。母亲在旁边哭得站都站不住,她扶着母亲,嘴里说着一句话——“没事的,妈,没事的。”
没事的。
十二岁的她,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破产,不知道什么叫负债,不知道从那天以后,她们母女俩要搬出住了十年的房子,要挤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里,要吃三个月的酱油拌饭。但她就是说了“没事的”。
说了太多次,说到后来,她自己都信了。
回到家,她洗了个澡,换了身干净衣服。镜子里的水雾慢慢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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