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写完后，倭哥真的把它贴在了书店门口。红纸黑字，在雪白的背景下格外醒目。
奇迹般地，这封信引起了反响。
先是隔壁理发店的王阿姨，六十多岁，在这条街理了四十年发。她看完信，眼睛红了：“小李啊，阿姨支持你。我那个店也接到通知了，但我没文化，不知道怎么说。你说出了我的心声。”
然后是巷子深处的裁缝铺张爷爷，八十岁了，耳背，但眼睛还亮。他拄着拐杖来到书店，用颤抖的手在信纸下方签了自己的名字。
接着是水果摊的刘叔、修鞋的李师傅、卖煎饼的赵大姐……短短两天，信纸下方签满了名字，还贴了许多小便签：
“我在这里住了五十年，不想走。”
“孩子在这里长大，这里有他的童年。”
“拆了这里，我们去哪里？”
“城市需要发展，但也需要记忆。”
第三天，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附近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姓陈，是书店的常客。
“李老板，”陈教授握着倭哥的手，“你这封信写得好。我已经联系了几个搞文化遗产保护的朋友，还有媒体记者。我们不能让这样的地方消失。”
第四天，记者真的来了。扛着摄像机，举着话筒。倭哥不善言辞，但说到书店时，眼睛里有了光：“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卖书的地方，它是一个社区的记忆枢纽。老人来这里聊天，孩子来这里写作业，失意的人来这里寻找慰藉，快乐的人来这里分享喜悦。如果这样的地方都留不住，我们留住的到底是什么？是高楼大厦的冰冷外壳，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联结？”
采访播出后，事情有了转机。城市规划部门派人来重新评估，说是会“考虑文化价值”。
但倭哥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
“他们说的‘考虑’，往往意味着‘打折’，”他对我说，“文化的价值永远算不过经济的账。但至少，我们发出了声音。声音被听见了，就有希望。”
那段时间，书店成了一个小型的“抵抗指挥部”。每天都有邻居来，出主意，想办法。王阿姨煮了姜茶，张爷爷拿来老照片，刘叔提供水果，赵大姐做煎饼当午餐。小小的书店里挤满了人，热气腾腾，书香混着茶香、饭香、人情的香。
倭哥的父亲生前常说：“书店是活的，因为它连接着活生生的人。”
现在，这句话正在被验证。
一周后的傍晚，拆迁办的人又来了。这次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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