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下,点头,说:“允许。“
李律师转向林煜:“林博士,根据这份操作规范,触发主动干预的感觉阈值标准是偏低百分之十五以上,您在上午已经提到了。现在我的问题是:这个百分之十五的标准,是否足够?“
林煜看着她。
“这个标准,“他说,“是当时所有可用数据下的合理设计,但张建国这个案例表明,对于高敏感个体,这个标准可能不够。“
“所以,“李律师说,语速没有加快,“这个标准的设计存在缺陷?“
“存在盲区,“林煜说,“盲区不等于缺陷,在设计这个标准的时候,没有足够的高敏感个体样本,所以这个盲区在当时是不可见的。“
“但它现在是可见的,“李律师说,“而张建国是在这个盲区里受到损伤的。“
“是的。“
“那么,“李律师停顿了一下,把面前的文件合上,直视林煜,“法庭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没有升高,像是一个工作了很多年的人在说一件她每天都要做的事:这是法庭,这是她的工作,她需要一个可以被写进判决书的东西。
“林博士,这个损伤,是系统问题,还是个体问题?“
法庭安静了。
不是那种戏剧化的安静,是那种程序进行到了一个节点,所有人都在等着走下一步的安静。
旁听席上那个闭眼的老人睁开眼睛,往前看了一下,然后重新靠回去。
原告张建国的手在桌上动了一下,两根手指轻轻扣了一下桌面,然后停了。
被告席那边的两个律师,各自保持着他们的姿势,没有看向林煜,在看各自面前的文件。
林煜看着李律师。
她站在那里,等着他。
他知道她在等什么,他也知道那个答案的形状——她要的是一个词,“系统“或者“个体“,或者一个句子,“主要是系统原因“或者“主要是个体原因“,一个可以被法律语言接住的东西,一个可以让责任归属有落点的东西。
他在心里把那个问题推了一遍。
系统问题,还是个体问题?
两个概率区间叠在那里,没有哪一个压倒另一个,没有哪一个在数据上有足够的优势,让他可以说“主要是这个“。
他没有那个答案。
不是他不肯给,是它不存在。
沉默持续了很长时间。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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