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点。
翡翠城的雨，终于在这最黑暗的时刻，彻底转变成了夹杂着冰渣的冻雨。
气温已经降到了华氏28度（摄氏零下2度）。
在这座由钢铁、玻璃和冷漠构成的超级都市里，这个温度是一条看不见的斩杀线。
它不流血，却能无声无息地收割掉那些无法支付取暖费用的劣质“耗材”。
萨姆坐在公园角落的一张长椅上。
这张长椅是他精挑细选的，上方有一棵叶子已经掉光的老橡树，粗壮的树干勉强能挡住一点斜吹过来的冷风。
他今年24岁。
如果是在几个街区之外的富人区，这个年纪的白人青年，或许正在某个常春藤名校的兄弟会里开着派对，或者在“深空探索”集团宽敞明亮的初级研究员办公室里，喝着现磨咖啡，敲击着改变世界的代码。
但萨姆坐在这里。
这是三年以来，他第四次无家可归。
准确地说，是他在参加了一个所谓的“过渡性住房援助计划”五个月后，再次回到了这条长椅上。
那个计划听起来很美好，政府出钱，慈善机构出力，帮流浪汉重返社会。
但没有人告诉他，当他的重度抑郁症和惊恐发作时，那些机构的心理医生只会给他开最廉价、副作用最大的镇静剂；
也没有人告诉他，当他因为药物反应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去上那个毫无意义的“职业培训课”时，他就会被判定为“缺乏主观能动性”，然后被无情地踢出计划。
结果就是，计划结束了，他又回到了起点。
萨姆把身体蜷缩成极其紧绷的一团。
他身上穿着三件从垃圾桶里捡来的T恤，外面套着一件拉链已经坏掉的旧夹克，最外面，裹着一层从建筑工地偷来的、用来防尘的透明塑料布。
这是他抵御零下2度严寒的全部装甲。
但没用。
冻雨打在塑料布上，发出“劈啪”的声响。那种刺骨的湿冷，像是一条条阴冷的毒蛇，顺着他鞋底磨穿的破洞，顺着夹克漏风的领口，一点一点地钻进他的骨髓里。
他的脚已经冻得麻木不仁了。
起初是针扎一样的刺痛，现在，他感觉不到自己脚趾的存在。他知道这是严重冻伤的前兆，组织液正在细胞里结冰，撑破细胞壁。但他连站起来跺跺脚的力气都没有了。
每次在短暂的昏睡中被冻醒，他发现情况只会越来越糟。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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