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点。
翡翠城的雨,终于在这最黑暗的时刻,彻底转变成了夹杂着冰渣的冻雨。
气温已经降到了华氏28度(摄氏零下2度)。
在这座由钢铁、玻璃和冷漠构成的超级都市里,这个温度是一条看不见的斩杀线。
它不流血,却能无声无息地收割掉那些无法支付取暖费用的劣质“耗材”。
萨姆坐在公园角落的一张长椅上。
这张长椅是他精挑细选的,上方有一棵叶子已经掉光的老橡树,粗壮的树干勉强能挡住一点斜吹过来的冷风。
他今年24岁。
如果是在几个街区之外的富人区,这个年纪的白人青年,或许正在某个常春藤名校的兄弟会里开着派对,或者在“深空探索”集团宽敞明亮的初级研究员办公室里,喝着现磨咖啡,敲击着改变世界的代码。
但萨姆坐在这里。
这是三年以来,他第四次无家可归。
准确地说,是他在参加了一个所谓的“过渡性住房援助计划”五个月后,再次回到了这条长椅上。
那个计划听起来很美好,政府出钱,慈善机构出力,帮流浪汉重返社会。
但没有人告诉他,当他的重度抑郁症和惊恐发作时,那些机构的心理医生只会给他开最廉价、副作用最大的镇静剂;
也没有人告诉他,当他因为药物反应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去上那个毫无意义的“职业培训课”时,他就会被判定为“缺乏主观能动性”,然后被无情地踢出计划。
结果就是,计划结束了,他又回到了起点。
萨姆把身体蜷缩成极其紧绷的一团。
他身上穿着三件从垃圾桶里捡来的T恤,外面套着一件拉链已经坏掉的旧夹克,最外面,裹着一层从建筑工地偷来的、用来防尘的透明塑料布。
这是他抵御零下2度严寒的全部装甲。
但没用。
冻雨打在塑料布上,发出“劈啪”的声响。那种刺骨的湿冷,像是一条条阴冷的毒蛇,顺着他鞋底磨穿的破洞,顺着夹克漏风的领口,一点一点地钻进他的骨髓里。
他的脚已经冻得麻木不仁了。
起初是针扎一样的刺痛,现在,他感觉不到自己脚趾的存在。他知道这是严重冻伤的前兆,组织液正在细胞里结冰,撑破细胞壁。但他连站起来跺跺脚的力气都没有了。
每次在短暂的昏睡中被冻醒,他发现情况只会越来越糟。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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