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中秋。
台北的月亮很圆，圆得像一张被反复校对、却始终不敢发出的情报底片。
大稻埕的巷子里飘着桂花糖与酱油的混合气味，谁家眷村窗户里传出一段走调的胡琴，拉的是《平湖秋月》，拉到一半又换成军中教唱的防谍歌。隔壁杂货铺的收音机还在播：
“同胞们大家要当心，打杀匪谍莫留情……”
陈文彬——也就是林默涵——站在颜料行后屋的窗前，没有点灯。
桌上压着一张照片。
照片里的小女孩六岁，扎两个羊角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罩衫，站在大陆某座院子里，身后是槐树，脚边一只花猫。她笑得不太规矩，门牙缺了一颗，像偷吃了灶台上的冰糖。
照片背面，是妻子秀芝的字：
“晓棠问爸爸何时回家。”
七个字，墨色很淡，像怕写重了，会把海峡这头的人压垮。
林默涵伸出手，指尖悬在“回家”两个字上面，没敢碰。
他怕一碰，那层薄薄的墨就会化开；又怕不碰，这七个字会像发报时漏掉的一个点，再也补不回来。
窗外有巡逻宪兵的皮靴声。
“咔、咔、咔。”
很慢，很有规律，像敌人在替他数心跳。白色恐怖年间的台北，中秋不是节，是个便于盘查的借口——团圆饭桌上有几个人、口音像不像外省人、寄自香港的信封是不是用了不该用的邮戳，都可能成为“通匪”的线索。
林默涵把照片翻过去，正面朝天。
晓棠的眼睛看他。
他也看晓棠。
“爸爸打完这场仗就回家。”他低声说，声音轻得连自己都差点没听见。
这句话他不是第一次说。
1949年渡-江-前夕，他把妻子和女儿送上江北的运粮船，站在芦苇荡边说过一次；1950年组织找他谈台湾任务，他在北京西山培训班的油灯下写过一次；1952年“中兴轮”靠高雄港，海关特务的枪套擦着他肋骨过去时，他在心里说过一次。
每一次，都像在给自己的信仰打电报：
——林默涵尚在，归期未定。
可今天不一样。
今天不是敌人逼的。是月亮逼的。
他转身走到阁楼地板前，弯腰掀开三块活动的杉木板。下面藏着一部美制改装发报机，电池用桐油布裹了三层，天线绕在旧鱼竿里，按键上蒙一层薄纱，怕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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