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17日，香港启德机场。
晨雾裹着咸湿的海风，把跑道边的紫荆花吹得簌簌响。一架C-54运输机缓缓滑入停机位，舱门打开，美军顾问团的人员鱼贯而下，没人留意舷梯最后一级台阶上，一点暗红的血迹，被机轮碾进沥青缝隙里。
林默涵混在一群外文翻译中间，左肩的衬衫被鲜血浸透，外层套着一件从机上乘务员那里讨来的深灰色风衣，衣摆压得很低，遮住腰间的空钢笔套。他鼻梁上的玳瑁眼镜换成了普通的黑框，左眉的旧疤被肤色胶纸贴住，看起来不过是一个赶航班的普通文职。
接机的“亲戚”是组织安排的香港联络员，化名阿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拎着两只藤箱，远远看见林默涵，上前一步，用粤语低声问了句：“先生，从台北来？路上堵车吗？”
林默涵顿了半拍，抬眼，目光落在对方袖口别着的一枚小小的海燕金属徽章上——那是接头暗记。
“不堵，只是机场人太多，耽误了点时间。”他用闽南语回了一句，指尖在风衣口袋里轻轻摩挲钢笔套，两短一长，是确认身份的暗号。
阿成当即会意，侧身引着他往停车场走，一边走一边低声汇报：“微缩胶卷已经送出去，三个小时前经秘密渠道发回大陆，指挥部回电，情报无误，第二套方案已经启动，台风计划彻底作废。另外，基隆那边的消息，苏曼卿同志的儿子，已经安全送到香港教会安置，孩子很好，就是总问妈妈什么时候来。”
林默涵的脚步顿了一下。
风从跑道尽头吹过来，带着一点紫荆花的甜香，可他鼻尖只闻到1955年2月那个雨夜，咖啡馆里漫开的咖啡渣味，和苏曼卿中枪后，咖啡勺落在石板上的那一声脆响。
“曼卿同志……”他声音很涩，喉咙像被干咖啡渣堵住，“她的遗体……”
“台北那边传来消息，保密局把人葬在了六张犁公墓，没有立碑，只编了号码。”阿成叹了口气，“我们的人没办法靠近，只能在远处烧了纸钱。她左手无名指的枪伤疤痕，是唯一能确认身份的标记。”
林默涵闭了闭眼，指尖攥紧钢笔套，金属的棱角硌得掌心生疼。
他想起第一次在明星咖啡馆见到苏曼卿，她左手无名指带着疤，端着一杯雨前龙井，敲了三下杯沿，笑着说：“沈先生，你的茶，要趁热喝。”
那时候他还叫沈墨，她叫他“墨海先生”，打趣他做蔗糖生意赚得盆满钵满，却总穿得清清爽爽，不像个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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