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上摆着何甘托人送来的新配药膳，罐子上的红纸条换了字，原来是“壮骨膏”，现在是“安神羹”，旁边附了一张小纸条。何甘的字迹越来越歪了，但还能辨认。纸条上说，这是给何芳的——用百合、莲子、茯苓、酸枣仁熬的羹，每天吃一碗，晚上睡得踏实些。末了还有一行小字：“别告诉芳姑是我送的，不然她又说我浪费药材。”
何岩看完，把纸条叠好收进抽屉里，抽屉里已经攒了厚厚一沓何甘的字条，每一张的内容都差不多——给这个的药膳，给那个的汤方，都是他一个人在厨房里悄悄熬好、悄悄送来、悄悄留的。他从来不说，但所有人都知道，何甘的厨房里永远备着每一个人需要的药膳。何辩的茶是每天一杯，何芳的安神羹是每天一碗，何成局的当归鸡汤是每逢节气必炖，何国的润肺茶是每次远航回来第一顿，何峰捎去武汉的壮骨膏从来没断过，何岩熬夜整理医案时桌上总会多出一盅枸杞猪肝汤，何海算账算到深夜时门口会摆着一壶桂圆红枣茶。
何甘用九十三岁的双手，守着这个家最后一口灶。
四月中旬，北京来了正式通知，邀请何成局赴京参加全国工商界代表大会。这是公私合营完成后，新中国第一次召开全国性的工商界会议，参会者都是各地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何成局接到通知的时候正在茶室里，何国刚给他泡好一壶新到的明前龙井。他看完通知，把信纸放在桌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没说话。
何国问：“爷爷，您去不去？”
“去。”何成局放下茶杯，“你去安排。这次去北京，不只是开会——我要见几个人。”
何国没有问是哪几个人，只是点了点头。他已经习惯了祖父的行事风格——何成局从来不把所有底牌都亮出来，但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道理。这种风格被何家一代一代地继承了下来，何国是学得最像的。
出发前一天晚上，何成局在书房里整理行装。他带的行李很少——两套换洗的长衫、一双布鞋、几包茶叶、何芳新做的安神香，以及那方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报纸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但他不用看就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他把报纸用油纸包好，放在行囊的最底层。
有人敲门。何成局抬头，看到何甘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个砂锅。“爹，您明天要出远门，我炖了一锅汤。”何甘把砂锅放在桌上，揭开盖子，热气腾腾地冒上来。何成局低头一看——是花胶炖鸡，汤色浓白，花胶已经炖得软糯透明，鸡肉用筷子一夹就散。九十三岁的何甘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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