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划掉的话。划得很用力，横七竖八的墨杠几乎把纸张划破了，但透过笔痕的缝隙，还是能看出原来的字句：“这枚铜钱，是我与你父亲在关城分别时所赠。当时我二人各执一半，约定若一方遭遇不测，另一方必持此信物，将身后之事托付于对方之子。我本以为我是后走的那一个。没想到——”
后面又是大片的血迹，看不清了。
再往下，字迹从潦草变得颤抖，从颤抖变得断断续续，像是每写一个字都要停下来喘一口气。但内容却突然清晰了，因为写信的人不再用墨，而用一种更深的、更黏稠的液体——冻伤后从手指伤口里渗出来的血水。
“砚之贤侄，我掌中所藏之物，乃山海关起义前夕，我与你父将同盟名册拆为上下两卷的契约凭证。你父持上卷，录有潜伏于北洋军中之将士名单。我持下卷，录有暗中资助革命之民间商人名册。你父临终前已将上卷交付于你。下卷藏于山海关东城墙第七块砖后。砖有暗记，刻三横一竖，形如‘丰’字。取之，则南北呼应，可成大事。”
信到这里就断了。最后一个“事”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从纸面上斜斜地划出去，像一根断了的弦。
沈砚之把血书放下，看着桌上那两枚铜钱。一枚完整，一枚断裂。完整的刻着“镇”，断裂的刻着“岳”。镇山与岳亭，沈镇山与郑岳，三十年前在山海关并肩起义的两个年轻人，一个做了烈士，一个做了间谍。他们用一个铜钱分两半的方式立誓——人可死，名册不能丢。现在两枚铜钱都到了沈砚之手里，但郑师爷已经不在了。
“老程，你还记得我爸临终前给我的那个铁盒子吗？”
程振邦点头。“记得。一个铁皮月饼盒，外面裹了好几层油纸，藏在你们家老宅的地窖里。你当时翻出来的时候，盒子上的铁锈糊了我一手。”
“里面装的就是那份名册的上卷。”沈砚之说，“我爸临死前把它交给我，说里面有一百三十七个名字，都是潜伏在北洋军队里的革命党人。有些人已经牺牲了，有些人还在潜伏。他要我发誓，除非革命成功，否则绝不公开这份名单。”
“你到现在都没公开？”
“没有。因为我不确定名单上的人哪些还在，哪些已经不在了。如果我贸然公开，那些还在潜伏的人就会被一网打尽。”沈砚之拿起那半块铜钱，对着马灯翻了个面，断口在灯光下闪着冷光，“但现在不一样了。郑师爷把下卷的位置告诉了我。上下两卷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同盟名册。既有军中的，也有民间的。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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