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的石板路上走过来一队人，领头的是个三十出头的军官，军装笔挺，皮靴锃亮，腰间佩着一柄中正剑，剑鞘上的镀镍在灰暗的天色下依然亮得晃眼。从步伐到手势，都透着一股在办公室里养出来的骄矜。他走到沈砚之面前，敬了个礼，动作倒是标准，但眼角扫过沈砚之那件破大衣时，嘴角不易察觉地撇了一下。
“沈师长，在下总司令部参谋处何志远，奉命前来迎接。贵部驻地已安排妥当，请随我来。”
沈砚之回了个礼，没有说话。他跟这种人打过太多交道了——总司令部的参谋们，大多是保定军校或日本士官学校出身，他们穿的是定制的呢料军装，用的是德国进口的钢笔，谈论的是克劳塞维茨和-毛-奇。在他们眼里，沈砚之这种从山海关一路打出来的杂牌军将领，不过是运气好没死罢了。他不在乎这些，他在乎的是另一件事。
“何参谋，”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晰，“我的部队在码头扎营，需要帐篷、被服、药品。还有，阵亡将士的名册需要上报，抚恤金——”
“沈师长放心，”何志远打断了他的话，笑容依旧客气，语气却不自觉地飘了起来，“总司令部自有安排。不过嘛——贵部千里来援，一路辛苦了，先安顿下来，其他的事，容后再议。”他说“容后再议”四个字的时候，目光从沈砚之肩上的破洞上掠过，停在那个被血浸透又洗淡了的印子上，眼底闪过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神情——不是轻蔑，但比轻蔑更让人不舒服。
沈砚之看着何志远的背影，忽然想起了一个人。蔡锷。那年护国军在川南过年，漫天大雪，他也是这样站在营帐门口，看着蔡锷的背影消失在山道的拐角处。蔡锷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但他听得清清楚楚。他说：“砚之，我走之后，你一个人要撑住。”他当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后来明白了——蔡锷说的不是川南，不是护国军，不是任何一场具体的仗。他说的是这整个天下。
当晚驻地安排在了下关的一处旧军营。营房是前清的遗物，青砖灰瓦，墙壁上爬满了裂缝，窗框上的油漆早已剥落，露出底下灰白的木茬。院子里长满了枯草，风一吹就沙沙地响。分给他们的营房在西北角，背靠一座废弃的火药库，地势倒是高，站在二楼窗口能看见半个南京城的轮廓。天黑之后，沈砚之坐在行军床上，就着一盏煤油灯看地图。地图是出发前自己画的，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长江沿线的渡口和要塞，每一处都用蝇头小楷写明了守军番号和兵力部署。字是程振邦的字，端端正正，一笔不苟。这张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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