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十二年。
“若——”他终于开口，声音哑得厉害。
“进来再说。外面冷。”她侧身让他进门，动作自然而从容，仿佛这十二年的离别不过是他昨天出了趟门、今天回来了。这份从容让沈砚之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院子里和记忆中一样，一棵老梅树斜倚在墙角，梅枝光秃秃的，还没有花苞。树下是一口青石井，井沿上搁着一只木桶，桶里结了薄薄一层冰，冰面上映着头顶一方灰蒙蒙的天。正房三间，中间是客厅，左边是琴室，右边是书房。他跟着她穿过院子，走进客厅。客厅的陈设依旧简朴，一张八仙桌，四把太师椅，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画的是山海关的城楼，笔墨苍劲，是她的手笔。画上题了两句诗——“关山万里路，风雪夜归人。”落款是甲寅年秋月。甲寅年，正是他随蔡锷入滇那年。原来从那时候起，她就在画这幅画了。她在等他回来，但又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所以只画了一座空空的城楼，没有守军，没有旗帜，只有城墙上站着一个模糊的人影，看不清面目。她不知道回来的人会是什么样子，干脆就留了白。
“坐。”她给他倒了杯茶，茶汤碧绿，是今年的新茶。杯子里果然只倒了七分满，和十二年前一模一样。他把茶杯捧在手里，手心被温热了，但指尖还是凉的。
“这些年，你还好吗？”他问。话一出口，就觉得笨拙——面对千军万马他可以面不改色地发号施令，面对这个女人，他却连一句像样的寒暄都说不出口。他想起在武昌攻城时，他站在云梯上对身后八百弟兄喊的那番话，字字掷地有声，把一群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溃兵硬是喊回了冲锋线。可现在，那些字他一个都找不着了。
她在他对面坐下，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她的目光从他额角的新疤移到肩头的旧枪痕，从那件磨破了袖口的呢子大衣移到他腰间那柄刻着“关山”二字的短剑。她的目光很轻，像一片落在水面上的叶子，但他却觉得那目光有千钧之重，压得他胸口发闷。他欠她一个告别，一个解释，一个承诺——他欠她所有一个男人应该给一个女人却没有给的东西。
“你瘦了。”她说。
沈砚之低下头看着杯中的茶水。茶水映着他的脸，额角那道新疤在荡漾的水纹里变了形，像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他想说“行军打仗哪有不瘦的”，但话到嘴边又觉得太轻飘了。沉默了很久，他终于开口，声音低沉而沙哑：“振邦牺牲了。”
她的手指微微一颤，杯中的茶水漾开一圈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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