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的时候,他的目光不由得向旁边的墙上撇了一眼。
墙上都是他获得的各种表彰,这是社会各界给予他的嘉奖,20多年前,白血病是不治之症,仅仅只能依靠化疗进行控制。
那时候刚刚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他,面对病人家属的绝望,还有患者的痛苦是无能为力的。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杂志上他看到了器官移植获得成功的新闻。于是脑海中就产生了一个念头——既然可以通过器官移植治疗一些疾病,那么是不是可以采用类似的措施治疗白血病呢?
有了这个念头之后,他就便一头扎进了骨髓移植的研究。两年后,他进行了世界首例骨髓移植——为白血病患儿移植同卵双胞胎骨髓,骨髓在第25天完全正常;但患儿于第176天复发去世。
虽然如此,但仍然让他看到了希望。不过接下来等待人们的就是至暗十年——包括他在内全球跟进的约200例几乎全灭,仅3例存活。
学术界当时普遍宣告“移植已死”。
而与此同时,杨竞帆撤回首例成功的光环,退回动物模型,在犬类身上系统解构失败原因,用狗实验硬啃出的临床法则。
从六零年开始,他的团队首次将氨甲蝶呤用于临床免疫抑制;也是在那些年,他和他的团队攻坚克难,从无到有把这门学科建立了起来。
最终,在他完成世界上首例骨髓移植的第11个年头,又让全球首例成功的异体骨髓移植成为现实,并且患者一直好好的生活着。
“就是今天吧……”
想到这儿,在走出办公室的时候,他特意看了一眼秘书的桌子。
没有鲜花,没有卡片。
可能是被什么事儿给耽误了。
到了医生会诊室,几位医生已经等候在此,桌上摊开了患者的全套检查报告、骨髓配型结果、免疫指标数据,气氛严肃而专注。这是骨髓移植中心每日的常规病例讨论。
“博士,患者目前骨髓配型只找到六位点相合的非亲缘供者,排斥与GVHD的风险远高于同胞供者。”
“术前预处理方案,是否需要加强免疫抑制强度?”
杨竞帆一边询问,一边看着报告上的组织相容性抗原配型数据。
“氨甲蝶呤依旧作为基础免疫抑制剂,剂量按照我们优化后的标准执行。”
杨竞帆声音沉稳,说道:
“非亲缘供者的配型精度已经足够,过度抑制免疫,会大幅增加感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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