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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虽功高,然终为人臣。礼者,天地之序,君臣之纲。今陛下以近乎人主之礼待储君,是乱序坏纲之始也!”
一份奏疏如此写道。
“恐开僭越之端,启骄矜之心,非国家之福。臣恐后世史笔如铁,记陛下以私情乱国法!”
另一份来自某位儒学大家的奏章则从道德层面迁回进諫。
“《春秋》大义,尊王攘夷。储君之功,在於疆场,然其德其行,仍需陛下时时训导,朝野时时匡正。”
“今若以过隆之礼待之,是重其功而轻其德,恐使其渐生懈怠,疏於自省。”
“昔汉武帝宠卫霍,虽拓边万里,然內帑空虚,吏治渐弛,前车之鑑,不可不察。”
更有些奏疏,隱隱指向东宫势力膨胀可能带来的威胁。
“太子近臣,多出寒微,或有才具,然少受圣贤正道薰陶,行事往往急功近利,不循旧章。”
“今若再以超格之礼遇之,恐使其辈更加恣意,结交外臣,干预部务,长此以往,朝堂恐生党爭之祸。”
这些奏疏,有的直言不讳,有的旁敲侧击,有的忧国忧民,有的则难免夹杂著世家大族对自身地位可能受到衝击的深深恐惧。
它们像一片片雪花,不断累积在李世民的案头,每一份都在无声地强调著一个事实。
太子李承乾,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轻易掌控在手中的儿子,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现有权力格局的巨大衝击。
李世民一份份翻阅著,速度不快。
他的脸上看不出喜怒,只有眼神深处偶尔掠过的精光,显示他並非无动於衷。
支持者的奏疏,他看得平静。
反对者的諫言,他也看得仔细。
尤其是那些提及“史笔”、“党爭”、“僭越”的字眼,总会让他的目光多停留片刻。
他理解这些反对声音背后的逻辑。
作为皇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礼制”背后所代表的权力符號意义。
给予太子如此高规格的迎接,確实是在模糊君臣界限,是在向天下释放一个极其复杂且危险的信號。
这些官员,无论其出发点为何,至少在表面上,是在维护他所代表的皇权尊严和朝廷法度。
但他同样清楚,自己做出这个决定,並非一时衝动。
这是一种权衡,一种在“赏功安內”与“防患未然”之间走钢丝般的危险平衡。
他需要用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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