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流亡之时曾写了一部以中国为背景的话剧《川省好人》，开头以中国神话为背景，讲述了一名妓女被神仙赐予丰厚的财富。
她拿着这笔钱开始烟店救助穷人，但因为行善濒临破产。为了不至于破产，她只能扮做冷酷的表兄用剥削手段经营烟厂，最终挣得盆满钵满。
大家十分怀念以前那个好人，但最终发现了一个现实，好人和恶人是同一个人。
通过好人恶人的双重叙事，揭示了好人需要通过作恶才能维持善举的荒诞现实。
等刘一民放下笔躺在椅子上闭目养神之时，朱霖问道：“刘老师，你说好人为什么要通过作恶才能维持善举？”
“很简单，在剧里善挣不到钱，再阔绰的老板，他首先需要在挣到足够的钱时才能阔绰。就比如我们大队，现在挣的钱看起来不少，若是把这笔钱完全分给队员，则厂子最后必死。
这样的厂子负担大，没有抗风险能力。只有足够的利润，才能负担厂子的分红。把分红比作善举，不分红或者少分红比当成作恶就明白了，一切的出发点是厂子，厂子活了，一切才能活。”刘一民用手轻轻地揉着太阳穴。
朱霖见状合上了书本，走到椅子后面，轻轻用手帮他按着脑袋和太阳穴：“我是沈黛，我是好人也是恶人。”
朱霖轻声叙述着自己对剧本的见解，没过多久，竟把刘一民讲的昏昏欲睡。
看到刘一民脑袋开始不受控制，朱霖将桌面上的稿子收起放在桌边，钢笔放在笔筒里：“走吧，刘老师，睡觉去吧。我今天才发现，我还是一名催眠师。”
“主要是你轻声细语太入梦。”刘一民嘿嘿一笑，迈腿朝卧室走去。
这时刘福庆和杨秀云扯着两个小家伙走了回来，刘一民跟他们打了一个招呼，就准备回去睡觉。
杨秀云和刘福庆带着两个小家伙洗漱完才回房间休息。
第二天，刘一民带着他们去木樨地看望了一下曹禹和李玉如。
下午则是跟朱父朱母一起到西来顺搓了一顿，亲家见面，双方都非常客气。
刘一民提出暑假带着大家去北戴河住一段时间，朱母和朱霖因为要上班，除了休息日之外并没有时间过去。
请假更不可能，朱霖正忙着《上帝的签证》的排练工作。
于是刘一民、朱父、刘福庆和杨秀云四人带着两个小家伙到北戴河度假。朱霖和朱母偶尔过去，等话剧排练完了，朱霖再请假休息一阵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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